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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与人的思考义务
发布时间:2018-04-16作者:沙伊·图巴利关键字:点击量:

汉娜·阿伦特与人的思考义务

 

沙伊·图巴利/

吴万伟/


 

本文探索了阿伦特积极哲学的根源和隐含意义。

1964年,德国记者冈特·高斯(Gunter Gaus)为其电视节目“祖尔人”(Zur Person)采访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对话开始于很特别的交流:高斯持续坚定地称阿伦特是哲学家,而她则温和地拒绝接受这个称号。高斯显得非常困惑。毫无疑问,阿伦特来自德国浓厚的哲学传统,是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卡尔·雅斯贝斯(Carl Jaspers)等哲学巨匠的入室弟子。她是广受推崇的重要哲学经典如《极权主义的根源》(1951)和《人类的条件》(1958)的作者,她写的每部作品都清晰地显示出,她在与苏格拉底、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人进行深入的对话。一个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思想深刻的思想家为何拒绝成为哲学界的一员呢?

原因绝非仅仅论证她探索的具体领域那么肤浅。对阿伦特来说,坚持被认定为政治理论家而非哲学家具有重要意义。她的整个哲学都是围绕这个展开的:她在这个世界上的立场、她的基本人生命题。

很容易接近她所做出的这个区分的路径是观察她与对她产生最大影响的导师马丁·海德格尔渐行渐远的事实。阿伦特最早接触海德格尔是在1924年的马尔堡大学,那是激动人心的邂逅:事实上如此激动人心以至于35岁的已婚老师和18岁的学生之间还保持了4年的秘密恋情。海德格尔不仅仅让阿伦特痴迷。学生大量涌入他的课堂,有传言说“思想复活了。”历史再现。用阿伦特的话语,精神饥渴的学生拥有一种共同的感受,最终“那里有老师,人们或许能够学会思考。”在她首次遭遇这位伟大哲学家的5年后,她用优美的文笔写道:

人们接受有关海德格尔的传言为的是学习思考。人们感受到的是,作为纯粹活动的思考能成为一种情感,没有其他潜能和天赋所拥有的那么多规则和压迫,情感就是通过这些命令他们或者战胜他们。我们已经习惯于理性和情感、精神和生活的对立立场,将思考和活力合二为一的热情思考的想法令我们感到有些吃惊。”(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p.51, 1971

但是,“作为纯粹活动的思考”——在很多方面是哲学的定义——渐渐地被揭示出与阿伦特自己的思考实践渐行渐远。阿伦特经过多年的努力开始具有了与哲学内省的关键距离,尤其是与海德格尔的观点明显不同。随着她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她变得越来越担忧海德格尔关注点在她看来的严重缺陷——自我沉迷于远离真实世界的东西以至于其最基本的特征是“绝对的自我主义,与同胞完全隔离开来”(The Partisan Review, p.50, Winter 1946)。阿伦特担忧的是这种思考,不断只反思自己就像一个封闭的圈子,对世界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茫然无知。海德格尔公然卷入纳粹活动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1933年担任弗莱堡大学的校长,虽然并不是直接的联系。在这点上,他似乎确认了阿伦特的清醒认识:做哲学研究或许可能很深入,但并不自动导致思想者在世界上的道德参与。

哲学与世界的割裂的这种展现肯定塑造了她的想法:没有了能让人采取有思想的行动的桥梁,两者是完全不同的领域。两人分手20年之后,阿伦特原谅了海德格尔参与纳粹的过去,两人恢复了友谊,且一直持续到阿伦特1975年去世。但是,她自己对思考作用的看法再也不能回归她在1924年从海德格尔那里学到的哲学纯粹性观念了。

她青年时期的海德格尔一直是“思考领域的隐蔽国王”(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 Elisabeth Young-Bruehl, p.44, 1982)。但是,阿伦特找到了其他影响力,它缓慢而坚定地迫使她离开这个国王领域。比如,她不能忽略海德格尔本人的导师现象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1938)),此人呼吁哲学上静悄悄的革命,远离纯粹的反省,“返回到事物本身,”他宣称。当她从弗莱堡前往海德堡大学选海德格尔的朋友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 (1883-1969))当导师时,感受到雅斯贝斯具体途径影响下的启示:“哲学探索是真实的,因为它在特定时刻弥漫在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Theory of World Security, Ken Booth, p.198,2007)阿伦特开始意识到她无法同情海德格尔的反省,她将思考定义为“返回自身,在灵魂中找到孤独的客体。”(Arendt, Rahel Varnhagen, p.10, 2000)在她看来,内省是孤独的:人们不再对世界感兴趣,只找到一个有趣的客体,即内在的自我。在这种孤独中,“思考变成了无边界的东西,因为它不再受到任何外在力量的干扰,因为不再有采取行动的要求。”(同上)。当世界和行动遭到拒绝时,内省也能填满人的生活。“它通过将实际存在的场景消解在情绪中而将其消除,与此同时赋予一切主观的东西一种客观性、公共性和趣味性的光环。”(同上,第21页)。阿伦特觉得,这种内省倾向是她青年时期犯下的错误。所以她开始了远离传统哲学的旅程。不过,她的最终转变归功于历史上更大的运动,那是外部世界的干预让她感到困惑,并迫使她以从前难以想象的方式积极参与这个世界。

 

“我再也不能当旁观者了”

她回忆说,1963年的时候,“当我年轻时,我对历史和政治都不感兴趣。如果能够说有根源的话,那就是德国哲学的传统。”(The Jew as Pariah, p.245, 1978)但是,这种幼稚的去政治化途径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一直稳定地变化,她拥有了反学术的情绪,迫使她把注意力更多集中在时事问题上。当纳粹党在当时的德国选举中展现出越来越多的威力时,她越来越难以容忍那些对这种黑暗的政治环境无动于衷的思想家了。不过,只是到了1933年,当国会大厦(the Reichstag)被焚毁并导致一系列抓捕行动之后,阿伦特的哲学思考才被彻底颠覆了。

人们能够想到那年是思想和行为结合起来的开始,其具体表现就是阿伦特决定留在柏林的勇敢选择。虽然她过去几个月一直在考虑移民国外,她觉得再也不能当旁观者了。她把自己的公寓当作逃离希特勒政权者的中转站。她第一次不是从思考中而是从行动中得到了满足。

在接受高斯的采访中,阿伦特解释了最终导致盖世太保的牢房和集中营的1933年非法拘禁阶段“对我来说是个冲击,之后我仍然感觉自己有责任”(Hannah Arendt & the Law, Marco Goldoni,Chris McCorkindale, p.3, 2012)。她补充说,这种新发现的责任感冲刷掉了无辜的任何痕迹。另外一个更加具有个人色彩的冲击让她更加坚定地抛弃了学界思维。从民族上说是犹太人的阿伦特惊恐地发现,她认识和信任的朋友现在都自愿地与纳粹合作。她说,“这种合作潮流让你感受到自己被空荡荡的空间所包围,完成处于孤独中,生活在思想的圈子中。我得出结论,合作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法则。我是带着“绝不回头”的决心离开德国。我再也不愿意与这种社会有任何关系了。”(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 Elisabeth Young-Bruehl, p.108, 1982)阿伦特开始了对罪恶本质以及正确的判断和行动能够出现的条件等探索。这是她进入政治领域的入口,她从思想上不关心政治的思想者转向充分参与政治活动的人,拥有明确的政治和历史立场。她强烈地感受到,哲学只要坚决忽视人类现实的核心——人作为行动的存在,它就不能为世界提供实质性的意义。哲学思辨性的和形而上思考的焦点使其不能给政治领域带来任何实质性内容,而政治恰恰是人们来到一起进行判断和行动的活动。

逃往巴黎后,阿伦特投入到反对战争、支持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中。她开始进行集体的而非个体的思考。她从自认为是世界公民转向承认“一个人作为犹太人受到攻击时,他就必须起来捍卫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抛弃了这种把个人主体置于存在中心的观点,阿伦特开始讲述作为“我们”意识组成部分的历史故事。个人是笼统结构的一部分,从根本上说受到出生条件、社区和族群的塑造。阿伦特得出结论说,人类条件的问题在于那些笼统的结构,换句话说就是政治空间。

恰恰因为同样的原因,阿伦特强烈感受到人类处境的任何真正改变——任何革命性的更新都只能发生在政治领域。她觉得,并不进入政治领域的运动和不能将其意识形态转变成促进实际处境改变的具体目标的运动都仍然是抽象的、没有效果的。所以,要在世界上行动就必须参与政治。比如,当犹太人的希望在1937年破灭之后,很多犹太人开始提出“回到隔离区”——从欧洲文化共同体返回到犹太人社区,阿伦特看到,在犹太人的敌人权力越来越大时,这是彻底错误的回应。她相信犹太人重新构造只能在政治背景下进行,在与威胁它的势力进行斗争。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阿伦特的思想被彻底颠覆了,不是受到独立于外在事件和环境的内部启发。事实上,阿伦特思想的独特性表现是通过她那方式都被改变了的标志性特征:通过发生在欧洲的历史和政治转变。她的思维类别变得更深入地与世界纠缠在一起,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那是积极思考。

积极思考是参与程度很高的思维方式,让人准备好在真实世界里行动。但是此外,积极思考本身是一种行动,因为在思考行动本身,人们意识到他是有责任的世界参与者。虽然思考常常被认为是一种从世界上隐居的方式,即脱离与事件的联系,转向沉默的内省,但是,积极思考像承诺于负责任地思考:从舒服的旁观者视角离开,意识到只有通过参与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因此,在阿伦特看来,思考变成了一种工具,人们用来重新认识到自己的行动。这不是漫无目的的思考,也不是不由自主地思考,而是正好相反。在阿伦特看来,思考已经变成强大有力的参与工具。

但是,阿伦特的政治思考并不仅限于人们通常认为的政治---代表选民针对某些决策进行政府协商的成员。在她看来,政治是公共的大众交流、互动和对话领域,那是人们集中在一起判断和行动的公共领域。人们进行政治思考的能力就是让人能在真实世界里做出判断和行动的能力。

阿伦特宣称,自古希腊时期开始就一直纠缠在一起分不开的哲学和政治渐渐地分开了,直到哲学最终变成了纯粹思辨,完全与世俗事务隔离开。但是,在她看来,这是哲学的问题,因为它意味着个人倾向于变成冷漠的、不负责任的、意识不到自己在世界上的关键角色的人。毫不客气地说,通常的哲学思维几乎就像不思考。阿伦特希望将思想从思想者手中解放出来,可以说就是将思想交给个人,使其发展自己积极思考的潜能。

 

停止思考的人

阿伦特警告说,没有积极思考能力的人将误入歧途。她的引起最大争议的例子是纳粹官僚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她在《纽约客》上的连载文章中报道了他在1961年在耶路撒冷遭受的战争罪审判。

牢房中的阿道夫·艾希曼看起来与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

到此时之前,阿伦特一直在探讨作为普遍现象的极权主义的罪恶。因为在组织大屠杀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艾希曼的例子,阿伦特找到了直面罪恶的机会,并寻找构成极权主义形式出现前提条件的更深层次力量。虽然乡其他人一样,她原本以为会看到一个丧失人性的恶魔,结果却惊讶地发现此人并没有任何奇特之处。她得出结论说,促成艾希曼罪恶的是思想缺乏和公共空间缺失。他的罪恶似乎没有人们能够钻研和探索的任何深度。更加深入地观察艾希曼,阿伦特最终认识到她最初的观念“根本恶”(radical evil)——人类天生的魔鬼般罪恶应该被修改。纳粹的行动并不能将其描述为导致数百万人惨遭杀害的恶魔或魔鬼而被轻易地解释清楚。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构成了“平庸恶”,或许同样令人害怕和同样“挑战词汇和行动”,正是这些让罪恶成为可能。这是阿伦特的总结,人在被剥夺了思考行为之后就可能做坏事的人性潜能的本质。

阿伦特说,在遭遇根本恶时,人们当然忍不住“陷入人类物种罪恶本性的流行命题”中,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每个人都能自己决定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做好事还是做坏事。”(Hitler and the Germans, Eric Voegelin,p.39, 1999)但是,她发现艾希曼这样的人简单地放弃了思考和判断能力,变成了没有任何真正动机的人。艾希曼曾经因为一种归属感的需要投入到不加思考的灭绝人性的屠杀活动中,他根本就没有怎么思考这个运动,也不相信运动背后的意识形态。

在审判中,艾希曼透露说,他没有思考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愿望。他已经放弃了责任,甚至这种放弃他也根本不在乎。(但是,他能够机械地背诵道德法则——这只能显示,如果不加思考,道德法则就没有多大用途。)在被询问他不得不服从别人的意志是否实际上感到遗憾和后悔时,他说他不是真正的人。为此,阿伦特觉得艾希曼的行动既是没法惩罚的,也是没法被原谅的。没有一个人是能够被能原谅的。而且,注意到艾希曼的官僚心态,她判断此人没有能力辨别是非,因此,至少在此意义上,他不是真正“有罪的”。要被认定为有罪,艾希曼必须意识到自己罪行的本质;但是,他更深刻的罪恶是已经停止了思考。

虽然许多人在阅读阿伦特有关审判的文章时,觉得她有些“没有灵魂般地冷酷无情”,但她觉得她的阻碍人们做出良好判断的情感参与最终被治愈了。在她看来,这是新政治道德开始的表现,这种道德的基础是让人做出良好判断的思考能力。因为只有思考能够让人反对作恶,人们有道德义务更深入地参与思考以便作出正确判断。但是,甚至好人也害怕做出判断,常常觉得做出判断会让他们看起来傲慢自大和过于自信。对此,阿伦特的尖刻回应是:“如果你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我有什么资格判断,那你已经无可救药了。” (Amor Mundi: Explorationsin the Faith and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 James W.Bernauer, p.6, 2012)

 

我们是在思考还是在做白日梦?

当今,很多人在抱怨说,他们的思考过于积极了。他们的意思是,他们觉得自己的大脑与自己闲聊太多。头脑中有太多的担忧和焦虑,有太多的挫折和斗争。接着他们通过不同的方法如打坐或者放松试图让狂暴的过多的思考安静下来。事实上,尤其是当人生挑战强大到得难以承受时,思想宁静听起来是非常好的状态。但是,阿伦特的反思告诉我们,情况正好相反:我们的思考常常不够积极---人们往往关闭正确思考和判断的活动。按照阿伦特自己的思考,非常清楚的是,在大部分时间,我们并没有在进行积极的思考,而是在做白日梦。白日梦有时候可能很强烈,但它并不能帮助我们形成思想,促成我们清醒地参与世界活动。思考是一种集中思想能力的活动,为的是自己理解或实现某个目标。在人们的生活中,这是相对罕见的现象。

有趣的是,最近的研究证实了这种对人类思考的批评。正如有关认知偏见的研究告诉我们的那样,人类大脑并不真的喜欢思考。事实上,在很多时候,大脑处于节能状态。当情况变得轻松时,大脑往往转向一种“自动驾驶”模式,一种无积极思考的反应性状态。只有在没有选择时,我们才进入开始思考的紧张状态,如当我们在办公室遭遇新的困难任务,或在其他地方面临严峻的挑战。大脑的自然努力用在维持无需做出努力的状态。而且,对大脑来说,“懒惰”的特权意味着更多内容:它意味着没有威胁,一切进展良好。难怪认知上的轻松自如往往与情绪良好和感情自然有关,在危机时刻,人的思考也往往更加深入。

当我们意识到认知上的轻松自如也与真理性有关,我们对是非的判断常常受到大脑的隐蔽愿望的指导,即无需思考太多时,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按照这个研究,我们很多人的判断是在大脑的反应性思考懒惰系统下做出的,根本就没有动用深入思考和仔细观察的大脑潜能。因此,大脑的默许位置是:容易答案就是真实答案,快速判断就是正确判断。

如果我们拿艾希曼之流作为人类可能性的例子,情况就变得更加令人担忧。虽然艾希曼的罪恶比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可能犯下的不做判断的情况更加可怕,但他仍然作为一面镜子呈现在我们面前:一个更喜欢令思考处于休眠状态者的例子;事实上是一个因为不思考和不做判断而让自己付出高昂代价的人。在该案例中,结果当然具有毁灭性。虽然没有用这样极端的言论讨论,我们也能在自己身上找到我们尤其是在政治上更喜欢不思考的情况,不是吗?

阿伦特的天才不在于她让我们所有人都成为哲学家的动机,而在于她向我们展示不思考的倾向可能削弱我们的人性,破坏我们充分参与世界的能力。在此背景下,认为只要一切进展良好,思考只是知识分子的义务或不必要的活动,这种想法非常危险。虽然当今人人都喜欢认为自己很独特,但阿伦特告诉我们,只有通过理性思考---即超越大脑的最小化反应性倾向,我们才能真正说思想的真正独立。在阿伦特看来,个人是启动思想过程和热情探索的人,而不仅仅是大脑运行正常的人,为了做出仓促的肤浅的判断,在需要时会做出回应。

 

 

作者简介:

沙伊·图巴利(Shai Tubali),出版20多本英文的德文的和希伯来文的哲学和心理学著作。他的文章融合了东方和西方思想,提供了人类思想改造的轨迹。

译者:吴万伟,武汉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译自:Hannah Arendt andthe Human Duty to Think, by Shai Tubali

https://philosophynow.org/issues/125/Hannah_Arendt_and_the_Human_Duty_to_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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