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所在位置:首页 > 论文库 > 思想散文
思想散文
在中西之间点燃思想火焰的哲人――纪念贺麟先师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发布时间:2016-09-20作者:关键字:点击量:

在中西之间点燃思想火焰的哲人

――纪念贺麟先师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张祥龙


原载于《新京报》2012年9月22日第C04版

 

 

贺麟先生,字自昭,是中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思想家和翻译家之一。1902年9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金堂县,1992年9月23日于北京逝世。今年秋月正是他老人家110周年诞辰和20周年祭。不才弟子祥龙稽首遥拜先师在天之灵,谨撰此文,简述贺师于当代中华哲理的开创之功,抒发吾辈后学追念恩师雨露恩泽的拳拳之情。

贺先生的思想生命,在中西文化冲撞、民族危亡深重、西化之风盛行之时,搏风激浪,跌宕宛转,终成大观。它既不失自家文化、特别是儒家文脉的源头,又能深入西方哲学的根本,从方法上沟通两者,开出了一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的哲理天地,为中国人的当代哲学探索指示了一条极有活力的道路。

 

一.

 

贺麟自小曾入私塾,后入新式的小学和中学,是全校能把古文写通的两人之一。后考入清华,由中等科读到高等科,历时7年,深受梁启超、梁潄溟、吴宓等名师影响,结交张荫麟、陈铨等好友,立下为灾深患重的中华民族寻求哲理出路的宏大志向。1926年夏,他登船赴美国留学,在码头与张荫麟告别时,张告诫之:“没有学问的人到处都要受人歧视。”贺麟动容,答道:“对!一个没有真学问的民族也要被他族所轻。”

他在美国和德国度过了新鲜、紧张而富于思想成果的五年,在奥柏林学院、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和柏林大学求学,学到西方丰厚的人文学术、社会科学和哲学思想,尤其对于斯宾诺莎和德国古典哲学,乃至整个唯理主义传统,深有所得。1931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并在清华大学兼课,逐步形成自己的思想特征和学术方向。

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贺先生在《大公报》上连载发表《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表现出愿与自己民族和文化共存亡,但又不失哲学家的高深视野的“精神”(Geist)哲人之气象。接着写出《新道德的动向》、《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法制的类型》等文章,提出振奋民族精神、弘扬学术文化、实行政治革新的主张,一时朝野为之动。贺先生在西南联大时,当时的领导人曾数次邀他谈话,冀望他阐发的费希特和黑格尔哲学能为抗战建国出力。他也由此开始组织翻译西洋哲学名著。

    贺先生在1942年出版《近代唯心论简释》,1947年出版《文化与人生》,1945年(也有说是1947年)出版《当代中国哲学》。前两书是他30年代中期到抗战结束时写成的论文集,集中表达了他打通中西而又富于创造性的精神哲学和新儒家的思想。可以说,此三书确立了他在当代中国哲学和新儒家学术潮流中的重要地位(其深意下文会略加展示)。1950年,他翻译的黑格尔《小逻辑》出版,以后多次印刷和再版,影响巨大。到“文革”前,他的一些译作已陆续出版,比如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知性改进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与他人合译)、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前三卷,与他人合译)。1955年,他从北京大学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外国哲学研究室主任,一级研究员。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受到触及,“文革”中被严重迫害。“文革”后出版和出齐了多种重要著作(比如《黑格尔哲学讲演集》和《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和译著,担任中华全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1992年9月逝世于北京,享年90岁。

      

二.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遭遇“三千年未有”的文化危难,西方强权的蛮横之力威胁着这个古老文明的生存。经过长期的曲折摸索,中国人发现,只靠学习西方的枪炮科技乃至政法制度,不足以充分了解西方强盛的秘密,也不能得到最有效地应对西方挑战的诀窍,于是开始从哲理上探索西方精神的核心。所以,中国现代哲学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将潮涌而来的西方哲学――西方的思想强权――与中国自家的古代哲理相沟通,让浸透儒释道传统的中国头脑能够真切地理解西方文明的思想神髓。

贺先生因而指出:“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文化与人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他的学术理想就是让国人“能够真正彻底、原原本本地了解并把握西洋文化。因为认识就是超越,理解就是征服。真正认识了西洋文化便能超越西洋文化。……以形成……新的民族文化”(同上)这既是主张要卧薪尝胆、舍己从人,又意味着相信中华民族是自由自主、理性深厚、精神卓越的民族,能够继承先人遗产,以死求生,在应付文化和哲理的危机中重生和复兴。“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同上)这与当时流行的各种牌号、各种颜色的全盘西化主张,有根本的不同。在哲学的根基处,并没有完全超民族性和文化传统的真理。

贺先生主张,要真正打通中西哲理,必须从“大经大法”处入手,也就是首先要领会西方哲学的正宗大统,这在他看来就是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的西方唯理论,乃至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让它与中华的正宗,也就是儒家哲理传统相遇,在对比互激中达到相知,由此才会产生跨文化的深远哲学效应。这实际上也是在纠正当时中国的哲学界里边的一些取巧的做法,即只抓住西方某个依傍自然科学的强势而一时流行的支流、末流,比如新实在论、实证主义(以及实证主义化的实用主义)、逻辑经验主义,大做文章,让国人误以为这就是西方哲学的正宗显学。

贺先生经过长期的求索,发现西方唯理论的根基是“逻辑”之“心”,而这颗“心”既是直觉的,又是辩证发展的(《近代唯心论简释》)。所谓“逻辑”,意味着达到思想的根基处,所以它首先不是指形式逻辑,也不限于辩证逻辑;这也就是说,它并不首先是概念化和形式推导化的系统,而是“精神生活的命脉,同时也是物质文明的本源”(《近代唯心论简释•怎样研究逻辑》)。它的具体意思是:要依据你所思考的东西的本性来思想,也就是通过“真观念”来思想(同上)。而“真观念”,与抓住事物共同点的“普遍概念”乃至“正确观念”都不同;它不只是与其对象相符合,并在这个意义上正确;而是总能正确,而且总能自知其为正确,比如斯宾诺莎书中讲的“实体”或“神”,即“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一部分•界说),就是一个真观念。而要获得真观念,不能靠归纳法、抽象法、辩证法等等,只能靠直观法或直觉法。

什么是直观法或直觉法?简单说来,它是直接看出真理之所在及其理由的方法。斯宾诺莎给过一个说明它的例子:有三个数,1,2,3。现在要找第四个数,它与第三个数(3)之比,等于第二个数(2)与第一个数(1)之比。面对这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解决方法。例如可以按照你从老师或教科书上学到的数学公式――将第二、三数相乘,乘积再被第一个数来除――来求结果,这里是6。它是正确的,但用的不是直观法,也没有得到相关的真观念。如果用直观法,那么当事人面对此问题,就不诉求于任何现成的计算方法,而是凭直观直接看出第四个数。这也就是说,此人直接看出了这问题的真理之所在,以及所在于斯的理由,于是在得到真理的同时,完全自知自觉它的真理性。这“自知自觉”极其重要,因为我们在寻找最根本的哲学真理时,经常不是达不到真理,而是达到了而不真知它就是那个唯一的答案,因而做不到知行合一。儒家的《礼记•大学》开篇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它主张,求至道的要害在于能“止于至善”,而不仅在于能得到至善,因为“知止而后有定,……能慮,慮而后能得。”所以,此方法既应叫做“直观法”,还应称作“直觉法”,取其观中有觉、觉中有观之义。贺先生因此将两者通用。他相信,直观法得到的真理才是智慧的火焰,能放射出那照亮黑暗、点燃人生的灿烂光明,由此而升华一个民族的历史生存境界,因为这真理正是人生、世界和民族的活的本性之所在。

从以上那个例子还可以看到,西方唯理主义的方法论起源与数学很相关。推导定理时更多依靠概念的定义和形式上的推理,但在得到最初的公理和创造性的发现时,直观法更重要。贺麟赞同斯宾诺莎,认为这种直观法可以从数学转移到哲学中来,由此而给予逻辑以原本的意识自觉之心。贺先生还赞同费希特、尤其是黑格尔的主张,认为这逻辑之心要在对立统一的辩证发展中赢得自身中潜藏的全部实在和真理。而在他解释宋儒的直观法时,又通过分析朱熹的“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的读书法,影射出有一个先于显意识的意义发生境域,它让直观法可以“深沉潜思”和“优游玩索”于其中,使得“以物观物”、“豁然贯通”和“心与理[合]一”的认识和生存境界可能。

 

三.

 

由于发现了这个逻辑之心的直观法,贺先生得以站立于古今中西的交接点上,起到其他现代中国哲学家们起不到的作用。西方传统的唯理论,虽然看到这种直观在数学和哲学中的“起头”地位,但由于它的概念化和体系化的倾向,除了斯宾诺莎,基本上没有自觉到它是一个关键的方法,所以也就没有去深究它的运作方式和预设前提。只有到了黑格尔之后的当代西方哲学,才开始对它有了集中的关注,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它、开发它。比如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柏格森、詹姆士等,都以自己的方式来运用它,甚至反省它。但只是到了开创现象学的胡塞尔,这直观法才被最清楚地自觉为一个核心方法,在“还原”、“现象学的看”、“观念直观”、“内时间意识”等名目下得到层层深入的研究。从此,现象学运动在“朝向事情本身”的直观法的致思方向上精彩叠出,主导了二十世纪的欧洲大陆哲学。贺先生不仅从属于传统唯理论的斯宾诺莎那里,还从当代西方哲学家,比如克尔凯郭尔、狄尔泰、柏格森,特别是新黑格尔主义和胡塞尔的现象学那里,看到了直观法的原本和妙用(他在《近代唯心论简释》中数次说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就此而言他站在了西方哲学的古今交点上。

不少现代中国哲学家(比如冯友兰先生、金岳霖先生)否认或没有意识到直觉可能是一种思想方法,因此他们讲的“理”或“道”,是无心的、特别是无直觉之心的“硬道理”。贺先生之所以能发现这种逻辑之心的直觉法,与他自小浸润于中华传统有关,特别是与他清华求学时在名师指导下,对于孟子、王阳明、戴震和焦循的研读有关。正因为有了这种“尽心而知性”的“致良知”的背景,他在西方求学时才会一遇斯宾诺莎就爱之终生,发现其中有逻辑之心的直觉法。他在《斯宾诺莎像赞》中称颂斯氏道:“辨析情意,如治点线。[以直观法]精察性理,揭示本源。知人而悯人,知天而爱天。”更重要的是,他由此发现了中华哲理、特别是宋明理学中的直觉法,在《宋儒的思想方法》这篇重要论文中做出了开创性的精深研究,既揭示陆象山、王阳明的“不读书”、“回复本心”、“致良知”的内省直觉法,又揭示了朱熹的涵泳体察的物观直觉法,并通过区分前理智的直觉、理智的分析和后理智的直觉这样三种方法和意识阶段,指出宋儒的直觉法不是理智的、科学的方法,而是一种后理智的理性方法。由此,贺先生站到了中西之间的方法论地带,以特别富于启发性的方式沟通了两者,同时也展示了直观或直觉法在双方和每一方中的丰富表现。后来牟宗三先生延续此道路,通过解释和超越康德而提出“智的直觉”,涉及到了海德格尔的《康德书》,是颇有思想意趣的探索。但他将此直觉法局限于道德领域,又过于坚守主体形而上学的超越原则,所以他对此直觉法本身的理解不如贺先生的阐发那么原本、活泼和具体。

通过此逻辑之心本身的直观法,我们才能更深入和个性化地领会贺先生讲的“唯心论”和“辩证法”的含义。此“心”既不是经验主义论证的感知之心――“存在就是被感知”(贝克莱),也不是主体形而上学讲的逻辑之心――“我思故我在”(笛卡尔),而是在经验和超越分裂之前、运作于直觉之中的“心即理”(原话来自宋儒陆象山,贺先生引用)之心(《近代唯心论简释•第一章》)。所以,逻辑或天理是有主体的直觉心肝的,有时机可言的,与艺术也并非无缘。而这“心与理为一”的状态就是精神,也就是生存主体化了、情境化的逻辑与道。“若离开文化的创造、精神的生活而单讲唯心,则唯心论无生命。故唯心论者注重神游冥想乎价值的宝藏和文化的大流中,以撷英咀华、取精用宏而求精神的高洁与生活之切实受用,至于系统之完成、理论之发抒、社会政治教育之应用,其余事也。”(《近代唯心论简释•第一章》)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辩证法与直觉法的关系可以看作是:无直觉法造就的辩证观的引导,辩证法无灵感、无明目可言;而无反复折叠的辩证历史开展,直觉法也不能尽性立命。两者的互补才能使思想达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

这么看来,当贺先生讲“注重心与理一,心负荷真理,真理[直]觉于心” (《近代唯心论简释•第一章》)时,其中就充满了宋明理学与西方哲学主流见地的相互感应和振荡。看不到直觉在这里边的作用,就会将这话或当作宋明儒之常谈,或当作唯心论之旧见,而失其沟通中西、连结古典与当代的要害和新意。贺先生一生致思风格,全系于此。

 

四.

 

49年之后,由于“唯心论”成了负面的东西,贺先生的学术活动就以翻译和解释黑格尔、斯宾诺莎等西方哲学家的著作为主了。所以今天不少人对他的印象,就集中在他在译介德国古典哲学和斯宾诺莎哲学之上。如上面提到的,贺先生在这方面的确对于中国学术界和读书界做出了重大贡献。比如他翻译的黑格尔的《小逻辑》,印数惊人,成了几代人了解黑格尔乃至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来源的最重要译本。他的译文以深识原著本意,学问功力深厚,表达如从己出,行文自然典雅为特点,得到学术界一致赞许。而且,由于他那要向中国原原本本地引入西方大经大法的志向,所以无论是在选题择人、版本考究,还是实际翻译上,他都下了一番严肃认真的工夫,还往往要对照其它语言中的相关译本,来校正自己的译文。只要情况允许,他会在译著前面加上有分量的导言,或在论文、著作中加以阐释,以便于中国读者理解。

我与贺先生的师生缘分,就是从读他的斯宾诺莎《伦理学》译本开始的。那是七十年代中期,我身负“政治错误”的重压,前途迷茫,因为某个机缘来到他老人家的书房,寻求那还看不到的希望。他刚从干校被放回,书房门上也刚刚撕去了自“文革”开始就贴上的封条。我面对他那双慈祥睿智的眼睛,说了困惑和愿望,先生就让我自己在书架上找一本书先读起来。我选中了《伦理学》,因为它一开篇就讲“自因”、“实体”、“神”这样的我不懂却很想懂的东西,还因为它是贺先生翻译的。

从此,劳累过后,便在农舍小屋中读这本还夹着一些繁体字的书。初读这样地地道道的西方哲学原著,令我举步为艰。几个月中,我数次携书去贺先生家请教。他每次见我,都显得很高兴;待我说完不懂之处,便为我讲解。有时是逐词逐条地讲,有时则是引开来讲,从斯氏的身世,信仰、人品,谈到他与其他人(比如莱布尼兹、笛卡尔)的关系,他对后人(比如莱辛、歌德、黑格尔)的影响,以及这种“泛神论”与中国哲理的关系,他本人学习斯宾诺莎的经历和体会。说到会心之处,那笑容就如孩子一般灿然纯真;讲到动情之际,那头上的软帽也要偏到一边。我有时真听到心中发热,脊背发冷,想不到人生里居然有这样一番天地。每次请教回来,再读此书,就觉得近了一层。这样反复揣摩,反复对比,终得渐渐入境,与贺先生的谈话也更加生动了。他每看到我的一点进步,都欢喜,但极少直接夸奖,而是以更投入的、更意趣横生的谈话表露出来。我们一老一少,不管外边“阶级斗争”、“批林批孔”的氛围,就在这书房里忘情地对谈,由他领着畅游那个使神、自然、理性、情感贯通一气的世界,对我来讲实在是太珍贵、太美好了。我的心灵,从情感到思想和信念,得到极大的净化、提升、滋润,整个人生由此而得一新方向。他与我的谈话中,几乎从不提这些那时颇有政治含义的学术大名词,只是讲思路、讲人格、讲精神境界。我真真切切地感到,他是在不顾其他一切地倾诉他最心爱的东西,滚滚滔滔,不可遏制。我后来回忆这段缘分,省思到,贺先生的思想其实并没有屈从什么“思想改造”,在它的深处,依然是原发的思想,是对那能放射出光明和温暖的真理之火的热烈追求。有好几回,他忘了别的事情。比如有一次他与师母约好在外边请人吃饭,结果完全忘掉。当我们谈意正浓时,师母懊恼而归,让我极感歉意。

1992年7月,我留学六年后归来,贺先生已病体沉重。不久即过世。我殷殷思念先师恩情,不能自已,于十月写下一首诗:


我见过太极的极光,

在四处漆黑的夜半。

我抬头,见一片灿烂,

从此知道生命不会完。


我恩师的眼睛,

不只是清澈和慈善,

只要它们望着我,

我就相信:人生不只是苦难。


我到过一座雪山,

纯白晶莹,彻地通天。

我见过宁静的朝阳,

噙满高山之泪,撒向人间。


我恩师的头发,雪一样白;

我恩师的心,

能把彩霞铺向天边。


我走过大半个世界,

见不到更高洁的山川。

我进过无数讲堂,没有进他书房的灵感。


一个孤寂无望的青年,

遇一位劫后余生的老者;

翻一本年久发黄的旧书,

却是活火一团,取不尽的温暖。


恩师的书架中藏有无数法门,

进一门就是一重洞天。

农家小屋里,柴灶余火边,

苦思书中语,母鸡孵蛋般地痴念。


幸福,来得简单又悄然,

如沟边夜开的野花,井畔又绿的麦田。

有一位受苦之人名斯宾诺莎,

他书中有山河初春般的呼唤。


恩师,我想您想在自然里,

我念您念在活水源。

世态苍茫,人事变迁,

但那山高水长处,自是一片悠然。


壬辰桂秋撰于畅春园望山斋


评论

    暂无记录

发表评论

*评论人:
*电子邮箱:
*评论内容: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