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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汉译
扬·帕托契卡: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
发布时间:2018-04-26作者:扬·帕托契卡关键字:所属专题:纪念胡塞尔逝世80周年(1938-2018)点击量:

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

 

[捷克斯洛伐克]扬·帕托契卡/著

倪梁康/译

中山大学哲学系、现象学研究所)


原刊于《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

第十九辑

 

 

朋友们曾一再地请求我:我应当写下对我曾有幸与几位现象学的巨人会聚的青年时代的回忆录,因为在共同经历过哲学这个最后伟大时代的人中,只有少数几个人还在世,尽管他们只是处在这些首创者们的周边,但仍然还是处在物理的近旁。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人们在学院中[]带着历史任务所要求的那种独特的责任意识在极度紧张地工作着。

我初见胡塞尔是1929年在巴黎。作为奖学金生,我当时正在索邦听拉郎德教授的一门关于逻辑学的课程,如果我的记忆正确的话,它是在下午1718点进行的;这时讲课者说道,我们今天必须早一些结束,因为在这个教室里,来自弗莱堡的胡塞尔教授要做一个报告。随后大多数人便离开了大厅,但我留了下来,带着激动的心情,因为我很早就将胡塞尔视作哲学家,听过古尔维奇在巴黎大学所做的关于最新德国哲学的特别讲演,并且与柯瓦雷教授有联系,我知道他是胡塞尔的学生,并听说他正要在索邦为他的雅各布·波姆的长篇论文做答辩。这样,我便一同体验了笛卡尔式的沉思的开端,胡塞尔将这些沉思构想和意指为对现象学问题域总体的系统阐释——可惜这些沉思是如此紧凑和密集,以至于它们几乎不适合用作讲演。然而从这个讲演和讲演者之中还是走出了某种东西,它要求得到理解并将人带入思想的历程,即使它是如此不寻常——人们感觉到一种新的奠基、一种极其深刻的转向的急迫必然性——而且人们看到自己面前的一位哲学家,他不做报告,不做评论,而是坐在他自己的工作间里,就好像他是独自一人,并且在与他的问题搏斗,全然不去关心世界与众人。讲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尽管当时索邦的大师们如布伦什维格(Brunschvicg)布莱耶尔(Brehier)、吉尔森(Gilson)——柯瓦雷后来向我解释说——因为语言的缘故并未出场。但我在精神中还看见老舍斯托夫在[胡塞尔]讲演结束后一跃而起地奔上讲坛,去向受到他如此多批评的人表示热情的祝贺。……

几天之后我在柯瓦雷的论文答辩(soutenance dethése)上重又见到胡塞尔。我至今还看见他在马尔维娜太太和几位熟人的陪同下走下路易-李亚尔(Louis Liard)阶梯礼堂的台阶,以便作为单纯的旁观者来参与他曾经的弟子的凯旋;然而他在下面受到隆重的迎接,并且被请到上面的评审委员的讲台上就座。他当时正好七十岁,给人印象是还很硬朗,还不具有后来相片中表现出的微秒的物理外观,但他的举止和行动所具有的特别尊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年之后,我完成了大学学业的毕业考试,并且决定继续献身于哲学,这时一份洪堡奖学金使我得以来到柏林和弗莱堡。19321933年之交所经历的柏林闹剧中包含着欧洲毁灭的开始,同时也包含着现象学的命运以及许多现象学家的命运的一个悲惨转折。当我于1933年夏季学期出现在弗莱堡时,胡塞尔已经经历过了最初的失望和屈辱。我已由基金会通过一封推荐函而被引介给他,并且很快收到他的邀请。当我接受邀请前往时,他自己出来开门,并且带着最令人感动的友善来接待我。我记不得准确的说法,但有几句话深深地留在我的心中:啊,终于有这一天!我已经有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但一位同胞来到我这里——这还从来没有发生过。

他让我进去报告我的情况,而后说:如果您在尚未受到哲学学说的浸染情况下,并且不是在精神上闭目塞听地来到我这里学习真正的看,那么我对您是非常欢迎的。芬克博士会与您谈话,而后看您首先需要什么。随后我还被邀请去喝下午茶,并被允许离开。在喝茶时我第一次遇到欧根·芬克,他当时是胡塞尔的学术助手。他以其高贵而斯文的外表立即打动了我。他对我表现出的友善并不亚于胡塞尔本人。我很快就为他的无可比拟的哲学才华所折服。除了芬克之外还有一位日本人和一位中国人,他们显然与芬克早已有学术交往;芬克以后还曾刻画过他们的精神特性。时隔多年,我已经记不起他们的名字。我们当然谈论现象学、它的精神使命——一旦涉及现象学的世界概念时,这是胡塞尔最喜欢的论题。我还记得,他当时说:我们在这里的统统都是敌人。他指着我和芬克:敌人。指着中国人和日本人:敌人。”“而超越一切的——现象学。

而后芬克让我去他那里,并且随后向我做了显然不无助益的介绍,因为他得到指令,要在现象学上给我以最为强化的指导,他的确也做了认真的履行。同时我根据建议的顺序来研读胡塞尔的文本,几乎每天向芬克请教,时而我也被带着参与胡塞尔和芬克习惯于每天都进行的哲学散步,在此过程中他们讨论最新的工作成果。

这些谈话的特点在于,你会立即被理解为最严肃的词义上的伙伴——虽然缺乏经验,但正因为此而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说服的领域。人们期待友善的指责和说明,而如果没有这些,那么人们可以从沉默和迟疑中听取它们。而在人们处于窘境的地方会转瞬间蹦出一个通过新问题而开启的始料未及的问题域。

胡塞尔与芬克当时主要在探讨作为现象学的超越论的观念论之钥匙的现象学还原的问题域。芬克正准备将这种观念论解释为一种独创的观念论,并突出它与德国观念论的相似性,他是后一方面的专家,而胡塞尔本人则从未停止过对英国经验论的意义的指明,他的大部分教育都受益于这个方面。但芬克和胡塞尔两人都一再强调,应当面向一个具体的个别问题,由此出发才能学会理解现象学方法的普遍意义——这个方法的整个效果是在很久以后才为我所领会的。在芬克那里让我感到异常敬佩的地方在于他的似乎永无止境的提问之艺术。这里有一种与海德格尔方式的明白无误的相似性,而在胡塞尔这里显然始终有一种与此思想家的非论题的分歧在进行着。

胡塞尔一有机会便会强调他的观点与海德格尔观点的不可调和性。想要它们综合在一起的尝试必定始终会失败,他这样告诫,并且指出,有一些年轻人一再尝试这样做,却一再进入死胡同。也许芬克在这点上恰恰始终忠实于胡塞尔:当芬克在试图从整体立场出发讨论空间、时间、世界这些大的总体性问题时,他完全[不]离开超越论反思的现象学道路。——胡塞尔有一次甚至试图要我在去听海德格尔课程与向他和芬克请教之间做出选择;但他很理解我所给出的我的奖学金生的义务的说明,并且对我听之任之。此外,我已经获得对胡塞尔研究的巨大问题如此强烈的印象,以至于我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深入了解海德格尔。

胡塞尔从未以贬低的口吻谈论海德格尔,他的谈论尽管是批评性的,但却是对他的出色才华的认可。然而对于胡塞尔来说,才华本身与其说是一种价值,不如说是一种义务。他也看到自己身边始终有极富才华的人——这里的典范恰恰就是芬克。有一次胡塞尔描述了芬克在课堂上的首次出现——他注意到当时有一位学生在听课时未做笔记,而且这种情况一再发生。这时他想,如果他来考试,就会有他好看的;但当他来考试时,他的报告就像是照着书念出来的一样。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柏拉图曾将完美的记忆称作一位哲学天才的第一条件。

一个大学生很少会将尊敬的老师看作一个有烦恼、有苦痛、有人的困境的人。两位哲学家当时所过的生活对我来说是新奇的事情。他们似乎并不关心那时在围绕着他们周围的、无论他们是否愿意都决定着他们命运的压抑政治现实。他们有自己的任务,因为这个任务,他们生活得更为敬业,并且他们当时给了我第一个范例:在全然的公共性之外,一种真正的意义上的精神生活如何能够不顾一切地盛开。当时我还远远无法思考胡塞尔的极度担忧,这些担忧与他的事业、这项巨大而努力的工作的命运相关,而且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些担忧有朝一日会与我如此的接近。

当我与胡塞尔告别时,他指示我在他以前的助手路德维希·兰德格雷贝那里继续我的学业。兰德格雷贝当时正好在奥斯卡·克劳斯(Oskar Kraus)教授那里谋求一个布拉格德语大学的讲师位置,而且他作为长年的合作者可以对超越论现象学的所有问题提供出色的咨询。但后来在布拉格所得到的结果更多:埃米尔·乌悌茨(Emil Utitz)教授从哈勒回到自己的老家,他视野开阔,对于精神的可能性嗅觉极其敏锐,而且是一流的组织者。这位以前的布伦塔诺学生并不理解超越论,因此他也就更为强调在胡塞尔那里的具体分析,并且拟订了一个将布拉格建成一个现象学研究中心的计划。按照当时已经世界闻名的布拉格语言学学会的范本,应当也形成一个哲学的学会,它部分是由同一些成员组成,并且与语言学学会保持某种联系。因此在两个哲学系的教授乌悌茨和科萨科(J. B. Kozak)1934年建立起布拉格哲学学会[]之后,除了每周与兰德格雷贝的哲学私人谈话(与兰德格雷贝的谈话主要讨论胡塞尔的问题,他作为教师在豁达宽容方面并不弱于芬克)之外,我还会去参加学会的公开会议,它们的议程不那么闭塞

通过埃尔玛·霍伦斯坦的奠基性工作,我们今天知道,布拉格的语言论者对于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所欠甚多,主要是通过他们之中最杰出者的中介,我指的是罗曼·布森(Roman Jakobson)。然而并非所有人都以同样的程度看清这一点,在捷克人中了解这个情况的主要是扬·穆卡洛甫斯基(Jan Mukarovsky)。当时的精神布拉格有许多始终未被使用的可能性,其中之一便是这种平行性没有得到系统的培育。诚然,兰德格雷贝正在以一篇关于马尔梯(A. Marty)的语言哲学问题的论文申请任教资格,他也在语言学学会中活动,而穆卡洛甫斯基也参与我们的会议。然而这个当年的首都如此充满了动力与联系,以至于它们几乎都没有能够得到缜密的使用。这里有布伦塔诺学派,虽然处在一种奇怪的僵化形态中,但毕竟还在维续着那个从中产生出胡塞尔的意识意向性学说的传统。而这条路线的独断的代表人物则更少。卡夫卡的朋友勃罗德(Brod)和维尔契(Weltsch)对于分析的工作要更为开放些。对于维也纳学圈的代表人物,人们保持距离。但他们毕竟在此,通过菲利浦·弗兰克(Philipp Frank)与卡尔纳普(Carnap)而得到出色的倡导,并且在某些语言学家和哲学家那里发挥影响。凯尔森(Kelsen)与外尔(Weyl)纯粹法学虽然与现象学鲜有联系,但凯尔森在谈到胡塞尔时毕竟恭敬有加,而且时常可以在学会中见到他。还有可能与林德渥斯基学派(Lindworsky-Schule)的心理学家们建立起联系。考虑到所有这些,乌悌茨认为,可以在一种广泛地被理解的、带有《逻辑研究》风格的现象学学说的基础上构建起一个精神科学的研究共同体,它应当为个体提供空间,并且仍然具有足够的特征,从而可以充分清晰地勾勒出自身与外部的界限所在。

1934年的布拉格哲学家大会为学会的建立提供了一个机会。这个大会是由著名的捷克哲学家和生物学理论史的撰写者莱德(E. Rádl)组织的,他是一位具有极为特殊才智的人,在这里的老师中,他的人格对我们大学生的影响最多,而且如今回想起来他的重要性还会更大一些。这个独特的生命哲学家和批判性的马塞里克学生将哲学理解为对现时的人类问题的道德形而上学分析,他产生出一个想法,将这个大会按民主的危机问题来分组。

这个伟大的计划失败了;被邀请的苏维埃哲学家们没有出席,德国人派来的是海帕赫(Hellpach)、海亦瑟(Heyse)以及类似的人,他们无法提供相应于尼古拉·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这类中立者们的均势,法国的民主辩护人、参议员巴瑟米(Barthelemy)后来暴露出自己是一个反民主分子——毫不奇怪,意大利人会对他十分客气。这样一来,原先附带的东西在大会上成为了主要的事情,大会成为维也纳学圈的首次完整出场,它以当前生机论者们(杜里舒本人也在场)的失败为例演证了它的反形而上学的命题。但莱德的一个基本意图仍然不由自主地流露了出来:让这些非官方人士在官方人士旁边出场,让民主具体地体现在这些不去顾及那些斤斤计较的政治任务的思想交锋中。其中也包括胡塞尔致大会的信,其中暗示了现象学的世界使命——显然是对危机问题域的一个预先说明。当时也有重要人物从波兰来到布拉格:英加尔登在大会上与新实在论者进行了交锋,而我当时是初次能够听到这位极其细腻的分析家和胡塞尔超越论的批评者的讲话,并与之进行交谈。——所有这些都为学会的建立提供了现时的契机。此外还有一个被乌悌茨以其专注于必要之物的敏锐目光所把捉到的伟大动机:胡塞尔的巨大担忧,即对他的学术遗稿的担忧,乌悌茨将此作为学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和主要合法认证之一来加以推动。科萨科教授当时是捷克斯洛伐克国会的国会议员,他设法弄到了一笔虽然微薄、但对开创阶段已经足够的财政基金,于是制定了计划:获取现有的资料,通过将速记体文稿誊写成打字稿来安置它们。同时还想到邀请胡塞尔到布拉格做一次讲演旅行。我当时的职务是学会的捷克语秘书(德语秘书是哲学系的年青教育学家、讲师库尔特·格鲁伯[Kurt Grube]),非常兴奋地接受了胡塞尔的邀请,于1934年圣诞节到弗莱堡去拜访他。

胡塞尔对其殚精竭虑的科学研究之命运的担忧由来已久。它们原初可能与现象学内部海德格尔学派占据上风的状况相关联。此外还要加上1933年之后由政治所引发的忧虑,这些忧虑的确是有充分根据的。胡塞尔在他的国家是一个内部流放者,并且不能指望任何来自公共方面的公开支持。布拉格学会、捷克斯洛伐克在此情况下虽然不是非常强大的联盟者,但却是在这个看起来毫无指望的黑暗中的一束亮光。将一个伟大的哲学使命、也是人类的使命感受为一种始终活跃的工作冲动,同时不得不为此工作去期待一个被丢入海中的瓶子的命运,这是贯穿在多年间的持续担忧。当时人们还更多地将此视作异常的例外,并且还没有想到,这个命运有朝一日——撇开其使命的伟大不论——会成为那些触及在欧洲大部、甚至间接触及全世界的智识之士的事情的一个预演——人们觉得自己还处在相对安全的状态中,德国当时还受到孤立,而西欧的——也包括我们的!——决定性的政治圈子的道德弱点还没有表现得像在几年后那样明显。因此人们还有理由相信,可以抱有希望和制定计划。在这种情绪中,对流亡者所告知的希特勒政府的庞大军备状况,人们乐于听而不闻,这也是我的柏林朋友克莱因(J. Klein)所遭遇的情况,他于1934年去美国的途中曾在布拉格做了代数学史的几个报告。

胡塞尔与他的老祖国没有很多联系,但有一个动机是强有力的:他与马塞里克本人的关系。在我1934年圣诞节滞留弗莱堡期间常常会谈到马塞里克。胡塞尔很喜欢回忆在莱比锡共同度过的大学生涯,回忆在格林家(Göhrings)的共同交往,回忆莱比锡哲学学会——也回忆马塞里克指引他去维也纳布伦塔诺那里。胡塞尔知道马塞里克为布伦塔诺档案馆所做的事情,并且显然对他抱有某种希望。在哲学上他并不很重要,但作为道德人格他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他的看法。他也回忆起布伦塔诺曾谈到马塞里克,说在他的学生中马塞里克是首先对哲学教理的实践结果感兴趣的人。

圣诞前夜我从胡塞尔那里得到一个独特的礼物。初看上去它并不起眼——一块浅棕色的木头——仔细看是一个在读书时用来架书的简单阅读架。这是马塞里克在离开莱比锡时留给这位对哲学感兴趣的年青数学家的,而后者自七十年代末便始终保留着它——在忠实的忆念中!这样我便成为一个伟大传统的继承人,我从未觉得自己足以配得上这个传统。在得知我此前从未有机会与这位当时的国家总统交谈过之后,他还交给我一封致马塞里克的私人信件,让我到他那里转交给他——可惜没有成功,因为在1935年马塞里克便病倒了;虽然信被交到拉娜宫殿的秘书处,而且我作为带信者受到了恭敬的接待,但已经无法考虑去拜访了——这个不幸后来也重又为胡塞尔本人在他访问布拉格期间所经历。

欧根·芬克也重又在此,谈话在去年的风格中进行。圣诞节是如此和煦,施洛斯山上的连翘已经初放花朵,让人禁不住想要将哲学的散步一直延伸到圣奥悌里恩的近旁。汉斯·拉斯纳(Hans Lassner)也从维也纳来到这里,他为胡塞尔拍摄了许多可爱的照片,这些照片后来流传开来。胡塞尔到布拉格和维也纳的讲演旅行当时便得以决定。

胡塞尔于5月在维也纳讲演,于11月应学会邀请在布拉格讲演——这是学会的活动与存在的顶峰。伟大的思想家来到这里,就像此前在维也纳,就一个迫在眉睫的当前问题域进行讲演,但在这里要更为深刻和更为原本,因为在这里首次将所有问题都建基于被跳过的生活世界问题上:人们看到在尽管成就斐然却仍然爆发的科学危机背后的理性危机和人类危机,人们看到几百年来日趋深化的启蒙危机,要想克服这个危机,就不能回避理性,而是必须达到一个尚未预料到的理性和科学的阶段。它与巴黎讲演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在那里论述的是一个在新构建的思想之纯粹苍穹中的设想,而在这里则有一个声音在呼唤人们回返,它将哲学家的信息传达给处在极度危险中的人类。胡塞尔在德语的哲学系和捷克语的哲学系各做了一次报告,此外还在乌悌茨的讨论课上做了一次即席演说,在语言学学会的捷克人那里做了另一次即席演说,当时罗曼·雅各布森是实际的东道主。在这里可以回想起那个老的场面,即所谓敌人——而超越他们的是现象学讲演重又获得巨大的成功,胡塞尔的人格以及他的思维的孤独力量给人留下的印象壮观。我们的大礼堂在此前和此后都从未看到过这样一种事件,人们从未听到过这样的话语,人们从未被哲学精神如此直接地触及到。

胡塞尔哲学的爱好者当时从维也纳来到布拉格,以便聆听胡塞尔并分担对这位思想家及其著作的忧虑。弗兰茨·考夫曼(Fritz Kaufmann)和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ütz)常常与胡塞尔交谈,甚至为可能的迁移制定野心勃勃的计划。在速记稿上的工作此时才真正开始。兰德格雷贝去弗莱堡,与芬克和胡塞尔一起做了一个概览,并且将资料带到布拉格。在他的肩上承载着最大的工作负担——后来在准备将《经验与判断》付诸印刷时,情况也是如此。学会启动了关于精神本质的一个周期的讲演,它的包括危机在内的第一部分发表在由阿尔图尔·利贝尔特(Arthur Liebert)主持的贝尔格莱德流亡者杂志哲学”(Philosophia)上。人们已经提前准备在1937年于巴黎计划举办的笛卡尔大会上共同出场。

然而在这个大会与我们之间当时还隔着黑暗1936连同莱茵河地区的占领、作为德国重新军备之结果的政治局面骤变、西班牙内战。自此之后,人们就感到阿南刻的纺锤在反向旋转。国内充满了危机以及政治紧张。但人们始终还在希望着,并且在努力地工作着。在布拉格停留期间,胡塞尔一再催促我完成任教资格考试;探讨胡塞尔论题、尤其是生活世界论题的文章在1936年完成。[]任教资格考试的其他阶段在1937也进展正常。

而不正常的是学会的进一步生存的情况。有一天,所有的非犹太的和无犹太亲缘关系的德国人都离开了我们。甚至连理事会都不得不重组。外部对共和国的压力甚至已经表现在一个看起来如此微小的领域里。

学会在巴黎的出场并没有获得辉煌的成功,但这实际上是一个现象学化的群组的首次国际亮相,是首次现象学的会饮。离开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气氛、带有混乱的世界博览会外部标记的巴黎,我来到弗莱堡,以便看望胡塞尔并向他报告。我没有料到,这是我最后一次有机会与他谈话。

还在大会召开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令人黯然神伤的损失:马塞里克去世了,莱德的身体垮了。现在我也发现,胡塞尔,这位在坚定的清晰性上的勇敢之士,处在同样黯然神伤的心情中。他知道情况的恶劣糟糕,并且不抱任何幻想——捷克斯洛伐克的梦对他来说已经破灭,他的生命事业重又陷入完全的黑暗之中,对于这个国家本身,他看不到希望。当然,他的谈话还是得体而小心,但这是一种与人们此前习惯于听到的完全不同的声音,它受制于一种对局势的冷静权衡的领会。他没有做出任何预言,肯定没有预言这些事情的可耻结局,但从所有可能情况来看,对于哲学研究而言这是一种绝望的状况。然而在此期间能做的只是继续工作。在我滞留的最后一天,当我打电话去时,我听到马尔维娜太太说,胡塞尔在浴室滑倒了,并且受伤严重。我不能再像约定的那样去看望他。这就是那个发展成致命的肋膜炎的事故,他未能从这个肋膜炎中再得到恢复。——在从波西米亚边境回返时可以看到到处都是军队、大量的机械化部队。——他不用再去经历奥地利的合并(遑论捷克斯洛伐克的灾难)。

通过阿黛尔贡迪斯·耶格施密特(Adelgundis Jaegerschmidt)修女的报告人们知道这个结局是多么沉重——无论是由于物理的痛苦还是由于对其受到威胁的生命事业的担忧。但欧根·芬克陈述说,有一天,当他对这些由于是最精神的因而是最沉重的世界担忧转过身去,并且完全朝向另一面时,他便达到了一个临界状态,而这给他带来了平和舒缓。或许可以推测,这种对死亡的挣脱是一种出离。

欧根·芬克在胡塞尔墓前致了告别词。我当时有半年时间正在承担捷克的哲学杂志《捷克精神》(CeskdMysl)的编辑出版工作,并且能够将这个告别词的译文予以刊载。学会也组织了对这位现象学大师的一个纪念活动,当时我和兰德格雷贝做了发言。布莱斯劳的马尔库斯出版社那时正好迁移到布拉格,并且愿意接受对学会著述的编辑出版。载有这两个纪念讲话的小册子是这个出版系列的第一辑。第二辑是兰德格雷贝编辑的《经验与判断》的文字。这本书在希特勒的部队军事占领布拉格前不久出版,而后除了少数几册之外,它们都被没收和销毁。战后我还能够为兰德格雷贝提供一册样本用于重印。

我在这里不再叙述学会的解散和它的活动的中断。这是另外一个篇章:与朋友们的分离、陷入孤独。但在这幅昏暗的图像上还添加了明亮的色调。在慕尼黑之后不久,在布拉格出现了一位拯救者,没有人曾预料到他,胡塞尔本人也从未预料到他,因为他从未见过他。关于这个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将其生命奉献给了、甚至是祭献给了胡塞尔的事业:海尔曼·列奥··布雷达(Herman Leo Van Breda)。他自己曾讲述过他是如何挽救胡塞尔的生命事业的,而且他所做的不止于此:他将芬克和兰德格雷贝接到鲁汶,组织胡塞尔文库的工作,赢得新的和更新的合作者,使得胡塞尔的思想还在战时便为法国的和其他国家的思想家所了解,冒着极度的个人危险为马尔维娜太太在整个战争期间提供安全保护——他在战后时期拯救了胡塞尔并使其著作为哲学世界所了解。他也接管了我们的担忧,并使得一个计划得以实现,没有他所特有的牺牲精神和认真仔细,任何机构都没有能力完成这个计划;在我们这里,战后的状况对于胡塞尔著作的编辑出版不仅仅是不利的,而且干脆就是不可能的。



[]Jan Patočka, Erinnerungen an Husserl, in Walter Biemel (Hrsg.), Die Welt des Menschen –Die Welt der Philosophie. Festschrift für Jan Patočka,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6, S. VII-XIX.

[]帕托契卡在这里特意用两个词来表达学院AkademieLicaeum。前者是柏拉图创立的哲学学院,后者是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哲学学院。——中译者注

[]帕托契卡在这里给出的布拉格哲学学会正式名称是以法文标示的Cercle philosophique de Praguepour les recherches de I' entendementhumain(布拉格人类知性研究哲学学会)。这是学会成立时出于在捷克文和德文之间保持某种平衡的考虑。乌悌茨和科萨科分别是该学会的首任德语主席和捷克语主席。参见:Jan Patočka, Edmund Husserl’s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und die transc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in The Phenomenological Critique of Mathematisation and the Question of Responsibility, ed. by L’. Učník et al., Contributions to Phenomenology76, Switzerland :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5, p. 17.——中译者注

[]其法译本于1976年在马尔梯努斯·奈伊霍夫出版,题为:《作为哲学问题的自然世界》(Le monde naturel comme problème philosophique),现象学丛书,第68卷。——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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