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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汉译
胡塞尔的“Noema”概念
发布时间:2018-04-13作者:[瑞士]鲁道夫·贝耐特关键字:点击量:

胡塞尔的“Noema”概念[]

 

 

[瑞士]鲁道夫·贝耐特

倪梁康/译

 

 

只有少数几个带有胡塞尔烙印的概念会像“意向相关项”(Noema)概念这样受到如此普遍的关注并且引发如此巨大的期待。意向相关项已经得到这样的评价:它是胡塞尔为补充布伦塔诺意识意向性学说而提供的最原创的贡献;它是对弗雷格语义学的证实,同时也是对它的现象学奠基;它是在关于现象的学说方面区分主体和客体的入门。但也只有少数几个带有胡塞尔烙印的概念会像“意向相关项”概念这样被如此有争议地接受下来。意向相关项被理解为观念的意义,同时也被理解为显现,它被理解为“我手上抓着的东西”,并且也被理解为在“组成它的骨头……肌肉”意义上的手的内容[],最后,它理所当然地也被看作是一个背谬的混杂概念[]。意向相关项概念的反对者(从阿道尔诺到萨特[]直至图根特哈特)和赞同者的阵营一再地重新分化。而在古尔维奇和弗勒斯塔尔之间[],以及在索可罗夫斯基和古尔维奇-莫汉悌[]或施密斯-麦金太尔[]之间的论战性讨论已经充分表明,赞同者的阵营本身也已经分崩离析。

在胡塞尔意向相关项概念的追随者之间进行的最新讨论的资料产生于198710月,索可罗夫斯基和麦克英泰尔的观点在这里再一次十分清晰地相互对峙[]。在这里和在古尔维奇和弗勒斯塔尔的分歧中一样,最重要的讨论点仍然是意向相关项概念的同一性和意识依赖性。这个最新的文献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讨论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人们争论的虽然是对胡塞尔文字的正确解释,而意图的实际上却是对胡塞尔思想的有益展开。在索可罗夫斯基看来,现象学必须以此为任务。即:研究在其所有不同形式中的被给予-存在的可能性条件。这种现象学的本体论必须与那种将被给予方式视作心智内容的心智论-观念论mentalistisch-idealistisch)误释决裂,并且同时也抵制那种将存在等同于自在对象的客体-存在的实在论做法。而对弗勒斯塔尔来说则相反,现象学的任务与契机就在于,将弗雷格的语义学从它的过于片面的对观念对象和实在对象的划分机制中解放出来。现象学所研究的是观念对象和它们与意向意识的联系,以及实在对象与它们在可能世界中的切人状况的联系。

这个关于胡塞尔现象学之未来的争论或许也可以在与胡塞尔文本解释不发生直接关系的情况下进行。但如果人们使这个争论的出发点独立于对胡塞尔意向相关项概念的正确解释,那么以下三个问题便必须得到决断,索可罗夫斯基和弗勒斯塔尔恰恰是在对这三个问题回答上不相一致:1是否可以说,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意义noematischer Sinn在概念与对象的关系中起着中介的作用,或者甚至说,它赋予行为以意向性?2反思地被给予的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意义究竟是一个绝对的反思产物,还是一个已经在先隐含地被给予的意识内容?这个意义的观念性是怎样的,它与对象的关系如何?3这个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意义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同时被标识为受到现象学还原的对象?在意义和对象之间的任何区别难道不会因此而消失殆尽吗?

最近发表的胡塞19061907年冬季学期讲座[]1908夏季学期讲座[]为这些诠释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关键性的推动。对这些文字的研究不仅可以使索可罗夫斯基和弗勒斯塔尔所争论的实事问题得到一个深入的决断,它同时也令人惊异地展示出一个明察:索可罗夫斯基和弗勒斯塔尔对现象学的不同理解早已在胡塞尔自己的文字中得到了预先的表露。即是说,胡塞尔本人已经一方面在与一门现象学认识论的联系中,另一方面也在与一门“含义学”建构的联系中使用意向相关项。在这两个联系中,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意义以及它与意向对象的联系得到了不同的规定。只是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I[11]中,这两个观念方式才完全混淆在一起。由于人们(索可罗夫斯基除外)在至此为止关于意向相关项概念的讨论中实际上仅仅诉诸于《观念》I,因此他们无法达成一致也就是毫不奇怪的事了。

 

意向相关项作为受到现象学还原的“对象”

    

将意向相关项引入现象学研究领域,这个做法的最初的和最强的动机无疑是在现象学认识论的提问中产生的。在胡塞尔著作中,有效认识的可能性问题主要被理解为关于认识行为的“切合性”问题。问题在于:认识行为的意向意指是否达到它们的“目标”,即是说,对实事的规定是“切中”实事,还是偏离实事。在对这个关于主观认识要求与客观实事状态之间可能的“一致性”问题的探讨中,胡塞尔始终受两个思想的引导:

1)对认识一般之可能性的澄清不可以将任何特别的认识不加思考地预设为有效的。只有当一个认识的陈述丝毫不偏离它所涉及的实事的直观被给予性时,这个认识才是无前设的。

2)如果在认识论中切合性受到威胁,或者说,认识行为和认识对象的一致性受到威胁,那么人们就必须从这样一种考察开始,这种考察所关注的是那些在其中无疑地实现了有关一致性的典范性认识。

前一个对关于认识的无预设性陈述之要求已经踏上了现象学认识论的笛卡尔轨道,这种形态的认识论将意向的认识行为理解为明见的反思被给予性,并使它摆脱所有未兑现的预设,例如,摆脱了对意识的经验一心理学理解。现象学的认识论使认识行为服从于“现象学的还原”,它将这些行为视作明见地自身被给予的、“纯粹的”“现象”。在第二个要求中隐含着这样的命题,即:这些纯粹的现象同时也表明了有效认识的情况,即指这样一种情况:主观意指通过一个相应的直观被给予性而被充分证明为是“切合的”。对在直观被给予性基础上进行的对象构造的现象学分析是对研究切合认识之可能性这个纲领的具体实现。

19061907年冬季学期的讲座中(《胡塞尔全集》第24的认识论部分),胡塞尔初次引入意向相关项的概念。此时,一门现象学认识论所具有的这两个预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认识之切合性的现象学研究不能满足于对认识行为的明见的和纯粹的被给予性的考察。如果认识行为和认识对象的可能一致性或相关性是问题所在,那么认识对象也就必须被纳入到现象学上明见的被给予性的范围中来。一个事物感知的对象也是一个纯粹的现象,至少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是纯粹的现象,即:对它作为自然对象的现实性不做判断,而是把显现的事物理解为感知行为的“相关对象性”,即是说,“就像它在这个如此类型的意识中被意识到的那样”(《胡塞尔全集》第24卷,页232)。

 因此,意向相关项在这里是受到现象学还原的对象,而且更确切地说,是在一个受到现象学还原的行为中恰恰如此“‘直观地’被给予和被意指的”对象(页230)。作为各种行为的相关者、作为各种思维cogitatio的所思cogitatum,这个意向相关项是一个“本体的ontisches现象”,它不能被混同于那个在杂多现象中作为统一而构造起自身的对象。因此,作为“受到现象学还原的对象”的意向相关项一方面可以标志着一个构造着的、纯粹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可以标志着一个在这些现象的有序联系中被构造的、统一的、加引号的对象。这个双重含义初次1907夏季学期的讲座[12]中表露出来,并且还将受到我们详细的探讨。

如果我们首先继续限制在对作为点状的“本体现象”的意向相关项之考察上,那么190612月对它的初次引入中便产生出一系列的问题,胡塞尔在以后的几年直至在《观念》卷I的文字中都一再地探讨这些问题。本体的现象是受到现象学还原的意识行为的相关者,“并且是‘意识对象’  ‘本身’、它的存在样式或不存在样式”[《胡塞尔全集》24,页408,(1907)]。作为“意识对象”,这些本体现象不是独立的自然对象,而是与意向活动的现象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意识相关项与意识是不可分的,但却不是实项地包含在意识之中”(《观念》卷I,节128,页265);“……完整的意向相关项……从属于……感知体验的本质……”(同上书,节97,页202:也可参阅:98,页206)。现在最大的困难恰恰在于理解,如何将这两个方而区分开来:一方而是这些在意向相关项方而的相关者[13],另一方而是在意向活动方而的行为,前者恰恰是如其在后者中被意识到的那样被给予。在初次引入这个意向相关项方而的相关者时已经清楚地表明,现象学家只能这样来要求这个相关项,即:它应当像那些在意向活动方而的行为一样,是一个在现象学反思中的明见的被给予性。如果在意向相关项方而的相关者被规定为“在其被意指状况的如何之中的对象性”或被规定为“被思维的存在者”,那么实际上也就没有任何理由去怀疑它在反思中的全适被给予性。

但困难仍然在于定义:一个对象性,如果它既不能被理解为行为的一个实项组成部分,又不能被理解为一个从属于经验自然的对象,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当胡塞尔想要强调它与实项reell内在的区别时,他首先谈及的是这个在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相关者的“意项”ideell存在,而当他怀疑它与实在real对象的区别时,他又谈及它的“观念”ideal存在。这些术语一直保留到《观念》I的文字中,并且制造出诸多混乱。在“被意指之物本身”那里所涉及的是否是一种在本质普遍性意义上的观念性?我们将会看到,甚至在一个个体判断行为的“被判断之物本身”的情况中,胡塞尔也坚定地抵制这样一种解释。另一方面则完全可以将这个“被判断之物本身”理解为这个判断的含义,并且因此而认为它具有一个同一的和超时间的有效性。但与此相关,“被意指之物本身”,或者说,对一个事物的各种感知的“显现之物本身”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将这个“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显现”定义为某个同一的和超时间的东西并没有很大意义,纵使人们——像胡塞尔以后较少引起误解地所表述的那样——坚持它的“观念性”和“非实在性”。更确切地看,判断和被判断之物间的相互关系与显现和显现之物件的相互关系情况是完全相同的:在某一个判断中被判断的东西、它的被判断之物与判断的行为本身一样在时间上是个体化了的。诚然,对一个判断的被判断之物进行反思的人大都不会关注这个时间的规定,他所感兴趣的是判断的内容,是被陈说的东西,而不是它在何时或如何或快或慢地被陈说出来。他对被陈说之物的兴趣是朝向含义的,是朝向含义与实在现实的同一或一致的。

因此我们要坚持一点:如果完全具体地理解某一个意向行为的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相关者,那么这个相关者恰恰与这个行为本身一样,在时间上被个体化了。但这个意向相关项方而的相关者之存在方式丝毫不会因此而得以明了。恰恰相反,问题重又会是:这个在时间上被个体化了的意向相关项方而的相关者是否作为一个实项的组成部分从属于相应的行为:“我们局限在……‘金是黄的’这个判断意指上……这个被意指性,它能够不通过判断,而是以其他的方式被给予吗?它难道不是判断行为的一个实项组成部分吗?人们还是想说:如果我判断,那么它便在这里;这就是我所具有的情况,‘金是黄的’。面这个在这里的东西的确具有它的时间。如果我判断得慢或快,那么它就在现象学的时间上延展得长或短。” [14]

胡塞尔的术语充分表明,他尽管如此仍然竭力坚持业已受到威胁的对“思维”cogitationes和“所思”cogitata之存在方式的划分。被对置起来的是行为的“实项内在”与行为相关项的“意向内在”,是“实项的”reell被包容性与“意项的”ideell从属性,是“现象学的”、“显像学的”或“显像的”被给予性和“本体的”现象,是意向行为与“意向之物”,是感知与“感知之物”或“现象之物”,是范畴行为与“范畴之物”,是(自1912年起)“意向活动”Noesis和“意向相关项”Noema[15]。胡塞尔也将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相关者的被给予性标识为一种“特殊反思”的对象,以此来突出这种被给予性的特性(《观念》I,节89,页184)。1910年的一份遗稿还进一步说明:“如果考虑到行为、体验如何成为对象的方式,以及意向之物和显像之物如何成为对象的方式是根本不同的……那么‘反思’这个统一的术语便要受到指责。”(手稿,A VI 81,页148a)对意向相关项的被给予性之特性的强调导致了意向活动与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相关者之间关系的某种松动。尽管胡塞尔在《观念》I中还坚持,“意识的相关者与意识……是不可分离的”(节128,页265,因此必须被标识为一个“不独立的对象”(98,页206)。但他紧接着便说明:“尽管有这种不独立性,意向相关项仍然可以自为地受到考察。”这个陈述与将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相关者之初次引入时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那时胡塞尔极力强调这个相关项对意向活动的依赖性,以至于他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因此不存在一门特有的本体现象学”(《胡塞尔全集》卷24,页412)。

然而,所有这些陈述都只是表明了胡塞尔为坚持在行为的被给予方式与它的各个意向相关项的被给予方式之间的明确区分所做的努力,它们并未提供对这个区分的实事根据的明察,在至此为止的胡塞尔文献中(古尔维奇、弗勒斯塔尔、史密斯、麦克英泰尔等等),人们几乎毫不例外地依据于胡塞尔将感知的意向相关项标识为感知意义的做法,以此来做这个区分合法化。即是说,感知的意向相关项其所以不是实项的意识内容,乃是因为它作为观念-同一的意义超越了各个感知行为。但我们现在恰恰确定,被感知之物,恰如它在各个时间上个体化的感知行为中隐含地被给予的那样,还远远不是一个观念-同一的反思现象,例如不是一个逻辑判断含义类型的反思对象。尽管如所周知,胡塞尔在《观念》I中并不是很仔细地使用“意义”概念,较少费心在它的观念性的不同形式之间做出区分,但他在初次引入意向相关项概念时便已经说明,“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相关者”与“被感知之物本身”和“被回忆之物本身——恰如它在(回忆中)的‘被意指之物’、‘被意识之物’——”一样,只能“在非常扩展的含义上”叫做“意义”(88,页182)。“感知的意义”就是“被感知之物本身……恰如它‘内在地’处在感知体验中那样,或者,如果我们纯粹地询问这个体验本身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恰如它由这个体验出发所展现给我们的那样。”(同上)

看起来不可能对这个被感知之物,即恰如它在这个感知体验中所包含的那样的被感知之物,做出不同于“意识对象”、亦即意识方面的对象或内容的规定。作为在意指的如何之中的被意指之物,它虽然既在规定上也在被给予方式上有别于各个意指行为,但它仍然不是某种超越意识的东西。即使是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显现,即那个恰如它在一个感知行为中直观地自身被给予的对象,也仍然是一个意识方面的内容,并且作为这样一种对象而从属于“心智”Mentalen的领域。人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像索可罗夫斯基这样的解释者们会拒绝将这种在其各个显现中的如何之中的对象标识为某种主观的东西,甚或某种心智的东西。他们的依据是,显现方式所涉及的是被感知的对象的存在方式,而不是感知着的意识的存在方式。他们论证说,胡塞尔将显现标识为“对象直观自身被给予性”的做法与他将显现标识为一个意识方面的存在者的做法无法相一致。他们认为,自身被给予性的概念彻底地与那门关于被感知事物在感知行为中的“代现”Repräsentation的古老学说分道扬镰。如果这里所涉及的是在显现连续过程中构造起来的、统一的加引号对象的话,那么这种观点肯定是正确的。在连续的感知中构造自身的事物事实上是一个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现象学被给予性,它是超越意识的。但这个事物的各个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显现却不是超越意识的。这些显现的被给予方式是一种直观意指的方式,并且它们作为这种直观意指方式是与一个感知行为直观意指对象的方式“不可分离的”。只要——正如我们在胡塞尔常常看到的那样——在各个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显现中对象的自身被给予性被定义为一种各个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显现的被意指性,那么这个自身被给予性就只能是一个心智方面的内容。

实事上看,胡塞尔的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十分可疑的。如果人们在后加的反思中朝向刚刚看到的东西,并且朝向它的角度性的显现方式,那么人们感兴趣的是这个对象而不是心智的过程。人们感兴趣的是对象的被给予方式,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表述来说,是对象的作为被给予状况Gegebensein存在。同一个对象当然可以具有不同的被给予状况的样式,而且对象的被给予状况的样式当然也依赖于不同的主观观点,但是,这种依赖性绝不会迫使人们像胡塞尔那样将这个被给予状况等同于被意指状况Vermeintsein的一个特殊样式。

对于胡塞尔来说,自身给予的各个意向相关项方面的事物显现是一个意识内容,并且因此是实在事物的一个心智方面的代现者。但如果这个事物作为在杂多的显现中统一地构造起来的事物同样被标识为意向相关项方面的被给予性的一个形式,那么问题就在于,它是否同样——就像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显现一样——可以被标识为一个虽然不是实项-内在的、但却是意识方面的内容。无论如何很明显,事物作为被构造的事物既在其被给予方式上,也在其存在方式上本质地依赖于构造着它的意识。“经验本身‘包含着’事物……:事物无非就是那个从经验中获取的、从经验中观视出来的并且根据经验来规定的统一。它是在一种扩展了的意义上‘内在于’经验的东西……:它不是一种并列于和外在于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的东西”[手稿,B IV 6,页91a1908年)]。作为意识方面的经验的对象,事物“不是实项地、但作为本质包含的有效性统一被包含在其中,而有效性统一只有在与有效‘得以成立’的那个境况发生联系时才是其所是”(同上,页94a。“如果意识流以它的方式存在,那么所有存在着并且能够存在的东西都存在,不再需要其他的存在。但如果存在着某种被我们称作存在着、但又不是意识的东西,那么……这就是处在意识流中、从它之中获取的东西:隐藏在意识流中、植根在意识流中的统一。这个事态说明,我们可以将这个……给予根基的意识标识为绝对意识,它与那种相对的存在相对立,后者只是与意识相关并且本质上从属于意识的对象性”(同上,页91a)。这段在1908年便已产生的遗稿引文对被构造事物的意识依赖性、甚至它的内在性的论述在这里代表了许多例如可以在《观念》卷I中找到的、具有相同说法的段落。但这段文字的后续却比其他文字更清楚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明察:被构造事物对构造意识的本质依赖性并不会改变对它作为超越意识的自然对象的定义:“另一方面,‘只有绝对的意识’这样一种说法也是不妥的,这就好像是说:所有其他的存在都只是一个显像的存在、一个不现实的显像、一个幻象。这当然是根本错误的。自然客体不言而喻是真实的客体,它们的存在是真实的存在……用一个不同于它的范畴所要求的标准来衡量这个存在是根本错误的……”(同上,页92a

尽管如此,许多解释者以及有时也包括胡塞尔本人会屈服于这样一种“根本错误”的休谟式观念主义和现象主义的诱惑。也就是说,如果——这是在胡塞尔那里贯穿于始终的情况——将对象的存在等同于对象的被给予状况,并且将这个被给予状况等同于构造着的意识,那么关于被构造事物的实在的、超越意识的、空间的存在的说法便似乎失去了任何论证的基础。事物作为被构造的事物所标志的就是那个恰如其在杂多显现中被给予的对象。而就这些显现而言,正如我们在意向相关项方面显现的情况下中所指明的那样,它们是意识方面的内容。因此,这个被构造的事物难道不也必须被标识为一个意识方面的对象吗?

回答必须是“不!”,而且这个回答基于两个理由:1)被构造的事物虽然完全是从杂多显现的综合充实联系出发而得到规定的,但它并不与这些显现中的任何一个相叠合。毋宁说,它是在这个综合的充实联系中形成的统一。它是在显现的进程中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切近地规定着自身的对象,它在所有显现中被给予并且不包含在它们的任何一个之中。作为这样一种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统一结构,被构造的对象——不同于意向活动-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杂多显现——不再是一个通过意识流而在时间上被个体化的被给予性。2)作为现实的事物,对象也还必须区别刚才所阐述的杂多显现的综合联系。现实的事物是由诸多综合地联结在一起的显现所组成的一个无限的、原则上不可结束的系列。如胡塞尔所说,它是“康德意义上的观念”,即是说,一个全适的事物被给予性所具有的形式上明晰的观念,这个观念尽管有规律地制约着显现杂多性的进程,但它无法通过任何有限的显现杂多性而得到实现。现实的事物一次不仅超出了各个意识方面的显现,而且也超出了在杂多显现中直观展示出来的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统一。

因此.事物的现象学构造的想法并不会危及事物的超越意识的存在。毋宁说,统一的事物在杂多的显现联系中恰恰是作为一个超越意识的存在者而构造起自身。胡塞尔的认识论观念主义其所以如此难以理解,首先是因为它一方面将对象的存在等同于借助于意识的被给予状况,并且另一方面将事物定义为无法全适地被给予的存在。同样,在对内在和超越的划分中,胡塞尔的思路也常常绞缠在一起,以至于人们只有费心竭力才能追随它。胡塞尔以在自然观点中常见的对内在和超越的“实在论”划分开始他的思路。而后他试图以“观念论”的方式把超越还原到内在上,但他看到自己不得不将这个内在扩展到意向相关项方面的被给予性领域上。最后,他又以对一个不可扬弃的区别的现象学-超越论确定而结束,这个区别是指在空间对象的超越性和它的内在的、意向活动-意向相关项方面的被给予方式之间的区别。

意向相关项被定义为“受到现象学还原的对象”,在这个定义上也附有双重的含义,它们起先会引起混乱,但更仔细的研究表明,它们不会危及意向相关项概念的凝聚性。造成混乱的首先是将各个意识的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相关者标识为“意义”的做法。我们在后面还会在回到这个歧义性上来。无论如何,暂时得以清楚的是:某一个意向行为的点状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相关者虽然具有观念性的某种形式,但它既不具有同一性,也不具有本质普遍性。然而,更危险的是在这个意识-个体化的、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相关者以及这个统一的、被构造的对象的意向相关项方面的被给予性之间的歧义性。这个被构造的事物虽然是意向相关项方面的一个形式,但仍然是一个空间的、超越的自然对象的被给予性。相反,各个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相关者是意识方面被意指性的一个形式,它不具有任何空间的或实在-物理学的特性:“这个绝然的树、自然中的这个事物,绝不是这个树的被感知之物本身,后者作为感知意义不可分离地从属于感知。绝然的树可以被烧毁,可以分解为化学因素,如此等等。但意义——这个感知的意义、一个必然从属于感知的本质的东西——不可能烧毁,它不具有化学因素,不具有力量,不具有实在的特性。所有那些对于体验来说是纯粹内在的并且以还原了的方式是特殊的东西……都与所有自然和所有物理学、同样还有所有心理学隔着鸿沟……。”(《观念》I,节89,页184)即使是在他自己在二十多年后于《危机》中所做的对这一处的阐释中,胡塞尔仍然坚持:各个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感知相关者、“这个树的被感知之物本身”是不会燃烧的:“……一个被感知的树‘本身’是不可能燃烧的;即是说,对它做出这样的陈述是背谬的;因为这样就是在强求一个纯粹感知的组成部分(它只能被想象为一个自我主体的一个本己本质因素)去做一件只是对一个木质的物体来说才有意义的事:“燃烧。”[16]可惜胡塞尔在这两段文字中都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个被视作被构造的对象的意向相关项是可以烧毁的,并且它的烧毁的可能性必须被理解为这个事物的在现象学方面的被构造的实在因果特性。

然而,各个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相关者和各个被构造的事物并不只是被划分为这个受到现象学还原的对象的意向相关项方面被给予性的两个不同形式,它们在这个事物于连续的-统一的感知中直观被构造的过程中还起着一个根本不同的作用。各个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相关者是构造着的杂多性,事物是被构造的统一。虽然胡塞尔在他早期对事物的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统一之构造的分析中大都探讨从意向活动方面理解的显现,但对事物构造的一种意向相关项方面的分析是完全可能的(参阅:《观念》I,节149,页309310),并且它在后期的著作中也初步得到实施。[17]无论如何,如果人们说,事物“通过”意向活动方面的显现或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显现而构造起自身,它“通过”或“在”杂多显现的综合联系“中”成为现象学的-纯粹的自身被给予性,那么事物构造的过程便得到了完全准确的描述。

因此,这里的状况似乎与陈述的情况是相似的,胡塞尔认为,陈述同样是“通过”含义而与它的对象发生联系。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显现和意向相关项方面的含义都是依赖于意识的意向相关项方面的被给予性,它们超越出自身,并且指明这个对象的统一。然而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显现和意向相关项方面的含义是通过它们所具有的观念性的形式,并且首先是通过它们的对象关系的形式而相互区分。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显现是对象的一个虽然不完整、但却直观的自身被给予性,它从现象学上规定着并论证着,即是说,“构造着”对象的现实-存在。尽管意向相关项方面的判断含义是通过一个述谓的标志来规定对象,但它并不必定有利于对这个(相关一)对象之现实性的现象学论证。

 

意向相关项作为观念的判断含义

    

然而,恰恰是在《观念》卷I中缺少对这个在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显现和意向相关项方面的含义的区别的明确规定。已经提到的三个本质不同的意向相关项概念继续无区别地混杂在一起:1意向相关项作为行为相关项,或者说,作为点状的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显现,2意向相关项作为观念的同一的“意义”或“含义”,3意向相关项作为统一的、被构造的对象。对在《观念》I之前不久产生的一段遗稿文字的研究曾对已经探讨过的第一和第三意向相关项概念的区分提供过巨大帮助,与此相似,这个研究也会有助于对第一和第二意向相关项概念的划分。这些相关文字中的许多部分都可以在新近出版的《胡塞尔全集》26卷中找到。这一卷包含1908年夏季学期的“关于含义学的讲座”,它第一次系统地引入了判断含义的意向相关项概念。

对这个意向相关项方面的含义概念形成的系统语境进行清楚的思考是非常重要的。1908年“含义学”讲座本质上有别于19061907年的“认识论”讲座,并且只要观察一下它们的差异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两个意向相关项概念的区别,它们在这些讲座中第一次完全相互独立地得到阐述。在19061907年讲座的认识论部分中,意向相关项紧接着对现象学“悬搁”的阐述出现,并且是作为某一个直观认识行为的明见被给予的、现象学纯粹的、对象的相关项。而在1908年含义理论讲座中则相反,这里几乎没有提到对认识真理的澄清或对认识对象之现实性的论证,因此也几乎没有提到现象学的还原。

1908的“含义学”是对纯粹形式逻辑的现象学研究,并且尤其是对它的首要“任务”的研究,即:在分析思维中隐含的“含义范畴”的形式论[18]。因而这里所讨论的是形式-逻辑含义形式的被给予方式,尤其是述谓判断含义的被给予方式。现象学家在这个观点中也要研究,一个判断行为如何与判断含义和受到判断的对象联系在一起。他所感兴趣的是在判断行为和判断含义之间的区别以及由含义所中介的判断与对象的联系。这个对象是一个被设定为判断方面的对象,而不是那个与它可能“相符的”、现实的实事状态。对这个“相符”的研究不再是一门现象学的含义学的事情,而是属于一门现象学的-超越论的真理学的任务。

在《逻辑研究》中,这个观念的判断含义在现象学上被定义为一个在各个判断行为的意向“质料”中个别化的行为种类[19]。以后胡塞尔批评了这个定义,因为观念含义在他看来既不是一个对实事状态之(意向活动方面)意指的同一方式,也根本不是一个本质[20]1908年的讲座尽管未加改变地接受了《逻辑研究》的这个意向活动含义概念,但同时也引入了作为它的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相关者的“本体的”含义概念。意向相关项方面的含义被定义为陈述的“所述之物本身”(《胡塞尔全集》第26卷,页28,而反思地被给予的对象性有别于“绝然对象”Gegenstand schlechthin:“如果我们相对于绝然对象来谈论这样一个对象,即以它被意指或被思考的方式而被接受的对象,那么我们便‘观视’到了……被思考之物本身的……一种方式。正是因此才形成……一个新的含义概念,我们通过有关陈述的范畴对象性这样的表述来思考这个概念,它不同于被意指的绝然对象性。”(页38)在讲座的进程中,这个“范畴对象性”或意向相关项方面的含义也被简称为“范畴之物”或“论题之物”。这个“范畴之物”是一个反思的被给予性;胡塞尔谈及“范畴的反思”(页81等等),它在语法上也被定义为“名称化”(页85)。因此,正如索可罗夫斯基所描述的那样,意向相关项方面的含义实际上是一个以后加的、批判的方式对被言说之物进行思义besinnend的“论题性反思”propositionalreflection的对象[21]。作为一个反思的对象,这个含义在这个后加的思义中不是像索可罗夫斯基所主张的那样初次被唤入生活,而是作为在先已隐含的被给予性而“被课题化”:“范畴之物[被定义]为对象性之物,它可以说是已经被我们隐含地意识到,并且通过一个新的目光、通过‘范畴反思’,以及通过一个在它之中进行的名称化而成为何所谓的对象Gegenstand-worüber。”(页85

因此,意向相关项方面的含义看起来无非就是各个在意识流中于时间上个体化了的判断行为的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相关者。与“被感知之物本身”、“被回忆之物本身”以及各个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相关者的所有其他形式一样,它是“观念的”,因为它不是“实在的”,并且它是“意项的”,因为它不“实项地”从属于意识行为。但与“被感知之物本身”相对,意向相关项方面的含义不是实在对象的自身被给予性;一个陈述的意义可以在不被认之为真的情况下得到理解:“但是,任何一个判断,即使它是错误的,即使它是背谬的,即使没有任何真理、没有任何可能性与它相符,它也具有一个内容:每一个判断都有它的含义。”(页119这个意向相关项方面的“被判断之物本身”据此要比“被感知之物本身”“更观念”,因为它本质上不与一个被设定为“实在”的现实相联结。而且它此外也“更意项”,因为它更独立于各个意识行为的“实项”内涵: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显现的局部性本质上取决于感知主体的各个定位状态,而“被言说之物本身”则相反,它必须被理解为是独立于言说者的各个意向关系的:“意识是一个时间性的东西,一个流动的东西,但却不是一个什么,即不是作为统一的什么,而且完全就像它在‘含义’的世界中被意识到的那样。”[页1951910年)]

观念性的这个被偏好的形式难道不是还隐含着这样一个命题,即:这个被理解为各个陈述的“被言说之物”的意向相关项方面的含义就是一个同一的对象性?一个陈述是否无法重复,如果在每次重复时不产生新的含义的话?不同的陈述是否就不能具有同一个含义?对于胡塞尔来说。回答不言自明地是“是!”,但他花费了许多精力来对这个观念同一性进行确切的现象学规定。在1908的讲座中,他对这个意向相关项方面的含义的观念性的把握有一部分是在与《逻辑研究》中所展开学说的类比中进行的,这个学说将含义理解为行为种类。据此,对观念的-同一的含义的把握要求对各个判断行为的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相关者进行观念的普遍化。胡塞尔将这种从各个意向相关项方面的判断相关项中或从个体的“范畴之物”中进行的“观念化的含义接受” [22]93)改写为:“如果我们重复判断‘金是黄的’,那么毋宁便具有多个判断,但却是多个具有同一逻辑内容的判断……无论如何,人们可以出于逻辑的目的这样来理解语句,即:它意指一个在现象学上(在本体上)同一的东西,一个可以被认作是意向客观性的,完全就像范畴之物和它的本质。”(120然而这个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本质并不是在1908讲座中所探究的这个观念的、意向相关项方面的含义的惟一概念。即是说,这个为“逻辑目的”所构成的意向相关项方面的语句本质并不与一个事关内心世界的(而非纯粹的-逻辑的)实事状态的判断所具有的“被言说之物本身”相等同。值得怀疑的是,在对这个“被言说之物”的“范畴反思”中,它的同一性是否是直接明确地被给予的。最后,同样较难令人接受的是,对一个意向相关项方面的含义的反思意识必然会隐含一个观念化的行为并且以此而与含义的本质发生联系。

出于所有这些理由,胡塞尔自1910年起开始怀疑将含义的观念同一性定义为一个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本质的做法(对此参阅《胡塞尔全集》第26卷,附录1719。然而在1908年的讲座中就已经出现了在我看来是关键性的思想:对一个同一性的意识预设了认同的综合。虽然在对某人所说的东西的理解中,尤其是在对他所说的东西的思义中,隐含着对被言说之物的可能重复意识,甚或新表述的意识。但意向相关项方面的含义的同一性只有通过对这个含义的重复或通过对它的各种被给予方式的比较才明确地被给予:“……在判断‘金是黄的’时,我们从一开始便具有一个意识,在其中‘金是黄的’这个被意指的实事状态被意识到,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实事状态的被意指性被意识到,并且是如此被意识到,以至于一个新的这样的意识意识到同一个东西:一个真正的认同的可能性。”(页201这同一个可能性当然也处在“被感知之物本身”的情况中,但是,与对被言说之物的反思相反,这种可能性是肯定不是自明地隐含在对事物的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显现的反思之中。判断意义因此不只是比“被感知之物本身……更观念”、“更意项”,而且也更同一,即是说,它从一开始便被预设为可能同一的被给予性。胡塞尔将“被感知之物本身”标识为“感知意义”,这个标识遮蔽了在意向相关项方面的事物显现和意向相关项方面的、观念的同一的陈述含义的本质区别。这是一个术语上的失误。没有理由要像德赖弗斯和他的学生们所做那样为此去特别地称赞胡塞尔,或者将胡塞尔作为认知心理学今日发展的先驱来加以庆贺。

胡塞尔在意向相关项方面的陈述含义与陈述的何所谓对象Gegenstand-worüber的关系的规定也为论争提供了契机。无论如何可以肯定,胡塞尔从未像索可罗夫斯基看起来所认为的那样,将陈述的何所谓对象等同于前反思地被给予的绝然对象。如果像胡塞尔始终所做的那样将含义定义为意向意指的观念因素[23],那么在对含义的后加反思中也必须证明含义与这个意向对象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如果索可罗夫斯基在他对史密斯和麦克英泰尔的批判中坚持,对象,如其在对意向相关项方面的含义的反思中被给予的那样,无论如何不可能是那个实在的、前反思地被给予的绝然对象,那么索可罗夫斯基还是有道理的。我还是相信,这个绝境通过对1908年含义理论讲座的研究可以毫无问题地得到化解。此外,同一个解决方案也可以在《观念》I中找到,只是它在那里表现得较不清楚,因为它被放置在对“理性现象学”的认识论解释中。

1908年的“含义学”十分清楚地表述了对意向相关项方面含义的对象关系的现象学定义:“如果我们进行一个意指.那么我们所指的是一个对象之物。在某种意义上它意味着,我们意指绝然对象,而在某种意义上它又意味着,我们意指含义。我们难道是看向两个东西?……这当然是不行的。对象在意指中不是某个与含义并列的东西。很明显,只有当我们将对象理解为如此被规定的、如此合乎含义的对象时,我们才能朝向对象。”(页48作为“合乎含义地被理解的”,即是说,作为“如此被规定的”对象,它是从属于含义的。但是,作为各个不同的意向相关项方面含义的同一对象,即是说,作为各个不同的合乎含义的规定的对象,它同时又超越了对象。因此,被意指对象的情况类似于同一的含义,这个含义虽然隐含在各个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相关者之中,但对这个相关者的明确把握却要求完成一个认同综合。何所谓对象Gegenstand-worüber就是通过被言说之物而得到如此规定的东西。不同的被言说之物或不同的意向相关项方面的含义还能够以不同规定的形式关系到何所谓对象。但是,这些不同含义所共有的对象的这个同一性是在一个将不同被言说之物联结在一起的“同一性述谓”中才清楚地被给予:这个“同一性述谓”“……可以说是使对象关系的意义第一次得到突破……如果我们陈述说:AB同一个(同一个对象)’,那么就有两个表象[或意向相关项方面的含义]结合成为一个完整的论题行为,并且是如此地结合,以至于这个行为意指并且在陈述中说:‘(对象)A与对象B是同一个’……随之,对象关系的意义便首先从表象中凸现出来,只要关于AB表象的对象关系同一性的反思话语通过那个表象本身所进入的同一性陈述而获得其意义,并且只要关于对象关系的话语或关于一个表象所表象的对象的话语必然要在说明的过程中回溯到认同上去,在这些认同中,同一个对象之物被意识为同一个。”(6162对象作为被意指的并在对意向相关项方面含义的反思中被把握的对象是“同一的统一点”(页72)或“在规定的判断联系中为杂多规定所涉及的同一之物……判断就是关于这些和那些实事的陈述”,而在陈述中,实事“作为各个规定的载者,作为同一之……而处于此。”(页80

大约自1911年起,胡塞尔将这个“同一的统一点”或杂多的意向相关项方面规定的“载者”称之为“X”。而后,这个X在《观念》卷I中与1908年讲座的阐述完全一致地被称作“意向相关项的一个最内部因素”(节129,页270)。这个因素是“中心统一点……是各个谓项的联结点或‘载者’……它必然与这些谓项有所区别,尽管它不是与它们相并列或从它们之中分离出来……”(节131,页270,因此,在反思地把握到的被言说之物中,也就是在意向相关项方面的含义中,在意向相关项方面的“语句”中,在名称化的实事状态中,这个作为不确定的“载者”或“主体”的何所谓对象Gegenstand-worüber与它含义方面的规定或“谓项”便相互区别开来。胡塞尔在《观念》I中有一段话常被引用和讨论:“每个意向相关项都有一个‘内容’,即它的‘意义’,并且通过意义而关系到‘它的’对象”,这段话必须被理解为:在各个陈述行为的反思地、名称化地被给予的“被言说之物本身”之中,可以通过与其他意向相关项方面的判断相关者的综合比较而区分出或展现出观念的同一的意义以及作为意义方面的规定之载者的对象。“意义”和“对象”因而是与“意向相关项…不可分离地”联结在一起的,但各个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相关者还远远不“是”观念的-同一的意义,而只是隐含它或“具有”它,而观念的-同一的意义不“是”那个“X”,而是以它的述谓规定的形式或“通过”它的述谓规定而“关系到”“它的”各个规定的载者或“对象”。用胡塞尔1921遗稿中所写的一段话来说就是:“被意指的对象是一个从属于语句本身的意义因素,而不是超越它的东西。在范畴语句中,我们具有一个意义统一,而被意指的对象在其中具有那个由各个被意指的谓项所赋予它的特征,它是在这些谓项中被意指的、但通过它们而确定地被意指的对象……”(手稿:B III 1253b

如果这个“通过”意义而被意指的对象如此被标识为一个“意义因素”,那么同样就很明显:这个合乎意义的“通过”是在意向相关项的不同观念因素之间,而不是在含义的观念存在与对象的观念存在之间提供中介。但仍然不清楚的是:1)对对象的观念性的规定=x,以及2)对象=x与那个从属于经验世界的现实的实事状态之间的关系。

与意向相关项方面的含义一样,这个X一方面也是被言说之物本身的一个不独立的、仅仅隐含地被给予的因素,另一方面如果它在一个后加的认同综合中明确地作为“同一的统一点”而被把握,那么它就又超越了被言说之物的被给予性。对这个X的同一性的明确意识是从杂多的、观念的同一的意义的综合联系中形成的,因此胡塞尔在19201921年冬季学期的逻辑学讲座中考虑,将这个X标识为一个第二阶段的观念之物。但与此不符的是,从意义的观念同一性向这X的观念同一性的过渡从逻辑上看并不具有一种总体化的形式,而是具有一种形式化的形式。即使从现象学上看,似乎也很难令人信服地说:这个X要比意义“更同一”。如果这X是“一个从属于语句本身的意义因素,而不是超越它的东西”,那么意义的同一性和这X的同一性就不能通过对它们普遍性阶段的指明而得到相互区分。

上面所说的第二个困难在于: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这个被定义为“意义因素”的X绝不可能是前反思地被给予的绝然对象Gegenstand-schlechthin。这个作为观念的-同一的意义的X的被给予性并不对这个意义的真理或一个与它“相符的”实事状态的现实性做出任何决断。使这个X的同一性得到表达的同一性判断并不建基于对一个有效性方面的同等价值的确定,因为在“含义学”范围内“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个被陈说的对象性是否为真”(《胡塞尔全集》26卷,页58)。换言之,这个作为意义因素的X还不可能是在现象学的构造分析中得到充分证明的现实实事状态,“判断的被意指性……这个语句可以为真和为假。但只有当它为真,即只有当一个具有此内容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们才说,在现实性中有一个与此判断相符的实事状态……但现实的实事状态不是这个真实的判断,或者更确切地说,不是这个语句本身”(同上,页148。对实事状态之现实性的证明不再是一门现象学的“含义学”的事情,而是一门现象学的认识论的事情,这门认识论关注言说行为和被言说之物的直观性,并且将现实的实事状态理解为杂多的、在对对象的设定和规定中相互证实的直观陈述含义的统一。

 但是,对被理解为意义因素的X和现实实事状态进行区分其所以困难,这并不仅仅是因为现象学的认识论使含义理论所研究的意义或那个X与现实的实事状态发生联系。困难同样产生于并且首先产生于这样一个状况:胡塞尔这个认识论的考察中引入了一个新的“X”,即被定义为现实实事状态的统一极。“X”因而一方面意味着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直观的或非直观的)意义的同一极,另一方面意味着杂多的、合乎理性地被论证的存在设定所统一地和一致地关系到的现实的实事状态本身。如果这个现实的对象作为在现象学上被构造的或作为受到现象学还原的加引号对象也被标识为“意义”,那么看起来在两个X概念之间的混淆便是不可避免的。X的这两个概念对在《观念》I中所做阐述的可理解性干扰很大,但下面的一段文字却相当清楚地说明了这两个概念:“对我们来说,‘对象’始终是意识本质联系的标题;它首先作为意向相关项的X、作为意义与语句的不同本质类型的意义客体出现。此外,它也作为‘现实对象’的标题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它便是某些受到本质考察的类型联系的标题,正是在这些联系中,这个对它们来说在意义上的统一的X获得其合乎理性的设定。”(节145302

一方面是对意向相关项的对象关系的含义学考察,另一方面是对这个关系的认识论考察,但这个区分并不意味着一个不可克服的对立。现象学的超越论的真理学毋宁是现象学考察的一个较高阶段,它以现象学的“含义学”为前提,并且通过对被言说之物和现实实事状态之间“相符状况”的研究来补充现象学的“含义学”。尽管如此,对现象学真理学和现象学含义学的划分仍然有它的合理性以及它的恒久价值。例如,这个区分可以防止人们将两种对象混淆在一起:一方面是那个在对意向相关项方面含义的反思中凸现出来的意义因素,它被称作“对象=X”,另一方面是完全确定的并在其现实性上受到现象学-构造方面证明的实事状态的中心因素。这个区分同样还阐明了这样两种关系之间的区别:一方面是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意义“通过”它的谓项的规定而与从属于它的X的联系,另一方面是陈述“通过”真实存在而与现实实事状态的联系。

在我看来,对含义学与真理逻辑学之区分的恒久价值首先在于,它使一种不关心真理问题的对有意义的言说的分析得以可能,言说的意义在这个现象学观点中独立于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有一个语言外的现实与它相符合。人们所言说的对象从属于被言说之物、言谈的领域,它们的统一和同一要归功于所有那些关于它们所言说和曾言说的东西的语境。与这些对象的关系因此不仅仅是“通过”那些被归属于它们的“述谓规定”,而且也是“通过”言说者的共同体以及“通过”它们语言的文化传统而得到中介的。因此,意向相关项方面的“含义学”——胡塞尔曾将它构想为对纯粹逻辑学的现象学的-超越论的澄清的一个前阶段——同时也表明自己是一个日常语言的诠释学理解的成熟起点。



[] 本文译自:R. Bernet“Husserls Begriff des Noema”in: S. IjsselingHrsg.),Husserl-Ausgabe und Husserl-ForschungPhaenomenologica 115Dortrecht u.d. 1990. S 61-80。中译文首先发表在载于赵汀阳主编《论证》沈阳1999150170

由于“Noema”无论是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意识分析中,还是在其语言分析中都是一个核心范畴,因而它也意味着在英美分析哲学和欧陆现象学之间的一个可能交会点,从一开始便成为受到双方面的共同关注。

本文作者鲁道夫·贝耐特教授Rudolf Bernet 1946-)是比和时鲁汶大学胡塞尔文库主任。这里所讨论的“Noema”问题也是他的许多年前博士论文研究课题(未发表,存于鲁汶大学胡塞尔文库)。“胡塞尔的‘Noema’概念”一文可以看作是对他这些年来在此问题上的研究总结。本文的中译经他本人允许,特此致谢!

Noema一词在现有的胡塞尔中译文中一直被译作“意向对象”,甚或“意识对象”。译者在《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中以及在这里均译作“意向相关项”。——译注

[] 弗雷格G. Frege):“思想。一个逻辑的,载于:《逻辑研究》,由G. Patzig主编并加引论,VandenboeckRuprechtGöttingen1966,页49,注。

[] 参阅:阿道尔诺Th. W. Adorno),《胡塞尔现象学中事物与意向相关项的超越性》,《阿道尔诺全集》,第1卷,Suhrkamp, Frankfurt a.M.1973376以及《认识论的元批判》,《阿道尔诺全集》,第5卷,SuhrkampFrankfurta.M. 1971119120。也可参阅:图根特哈特(E. Tugendhat),“现象学与语言分析”,载于:《诠释学与辩证法》,第2卷,R. Bubner等主编,J. C. B.MohrTübingen19708

[] 参阅:J. P. 萨特,《存在与虚无。关于现象学存在论的论述》,Gallimard, Paris19431618,页28、页4142、页152513

[] 对此尤其可以参阅德赖弗斯H. Dreyfus),感知性的意向相关项古尔维奇的决定性贡献载于《生活世界与意识。阿隆·古尔维奇纪念文集》L. E. Embree主编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Evanton 1972135170

[] 索可罗夫斯基R. Sokolowski):意向分析与意向相关项载于《辩证法》Dialectica),381984),113129

[] 可罗夫斯基胡塞尔与弗雷格载于《哲学评论》Journal of Philosophy),LXXXIV/ 10198710),521528以及麦克英泰尔R. Mcintyre,“胡塞尔与弗雷格”,载于同上528535

[] 同上

[] 胡塞尔《逻辑学和认识论引论19061907年讲座《胡塞尔全集》24U. Melle主编M. NijhoffDortrecht/Boston/Lancaster 1987

[] 胡塞尔《含义学讲1908夏季《胡塞尔全集》26U. Panzer主编M. NijhoffDortrecht-Boston-Lancaster 1987

[11]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纯粹现象学概论》,胡塞尔全集,第3卷,新近由K. Schuhmann主编,M.NijhoffDen Haag 1976。(引文始终出自第一版并且标明在全集本中以边码方式注明的页码。)(以下简称《观念》卷I。——译注)

[12] 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五次讲座》,《胡塞尔全集》,2卷,W.Biemel主编,M. NijhoffDenHaag 1973

[13] 作者在这里和在后面一再使用“noematisches Korrelat”这个复合概念。它在胡塞尔本人的术语并不常见。作者本人主要想用它来表明:在胡塞尔那里,Noema意义上的意识对应项不同于对象意义上的意识对应项。由于译者将“Noema”译作“意向相关项”,而在这里若继续将“noematisches Korrelat”相应地译作“意向相关项的相关项”便嫌生硬,所以译作“意向相关项方面的相关者”,以下均同。——译注

[14] 《胡塞尔全集》,第26卷,附录4,页1481909)。也可参阅胡塞尔,《被动综合分析(19181926讲座和研究手稿)》,MFleischer主编,M. NijhoffDen Haag 1966,《胡塞尔全集》,第11卷,页334335(约1918年)

[15] 胡塞尔至少是自《逻辑研究》以来便使用“意向活动方面的逻辑学”或“意向活动学”(Noetik)的术语(但含义内涵有所变化)(参阅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卷,《纯粹逻辑学导引》,《胡塞尔全集》,第18卷,E. Holenstein主编,M. NijhoffDenHaag 1975,页239—240)。而据我所知,意向相关项念的第一次出现是在《观念》卷I的所铅笔手稿中,并且是在一份由编者K. Schuhmann确定日期为“191210月”的文字中(参阅:《胡塞尔全集》,第3卷,第2部分,页567

[16]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现象学哲学引论》,《胡塞尔全集》,6W. Biemel主编,M. NijholffDenHaag 1962,页245

[17] 可能出处的索引可以参阅:贝耐特,“胡塞尔感知现象学中的有限性和无限性”,载于:《哲学杂志》(Tijdschrift voor Filosofie),40期(1978年),页264注。

[18] 参阅:《胡塞尔全集》,18卷,节67;也可参阅:胡塞尔,《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逻辑理性批判的尝试》,《胡塞尔全集》,第17卷,P. Janssen主编,M.NijhoffDen Haag 1974,节13

[19] 参阅:《逻辑研究》,第一研究,31(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现象学与认识论研究》,《胡塞尔全集》,第19卷,第一部分,U.Panzer主编,M. Nijhoff The Hague-Boston-Lancaster 1984,页105106

[20] 参阅:贝耐特/I.凯恩(I. Kern)/马尔巴赫(E. Marbach,《胡塞尔思想阐释》,Felix Meiner VerlagHamburg1989159—161

[21] 参阅:索可罗夫斯基1987),页525

[22] 胡塞尔这里用的是他复合生造的“Bedeutunsnehmung”一词,它与德文的“Wahrnehmung”(即“感知”或“接受为真”)相对应。以此方式,语言分析和意识分析之间的平行性得到一定的暗示。——译注

[23] 例如参阅:《观念》I129,页267“我们把‘意义’理解为内容,关于意义我们说,在意义中或通过意义,意识关系到一个作为‘它的’对象之物。我们可以说是将这个语句当作我们阐述的标题和目的:每个意向相关项都有一个‘内容’,即它的‘意义’,并且通过意义而关系到‘它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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