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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勒:[当代德国现象学] 遗稿附录
发布时间:2018-02-04作者:关键字:点击量:


舍勒:[当代德国现象学] 遗稿附录



[德]马克斯·舍勒

倪梁康/译



  现象学哲学有别于德国现有种种哲学的地方首先在于,它不是作为立场哲学、而是作为纯然的实事哲学(Sachphilosophie)出场,并且不是作为一个人的“体系”(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而是作为整整一个圈子的人出场,这些人并未在特定的教义、命题、定理上、而是在一种特殊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研究的技艺)上达成了一致。因此,例如,如果赋予E.胡塞尔——正是其《逻辑研究》(1901年)最初为这个现象学圈子提供了某种中心(《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也是一个特殊机构)——以一个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对于他们的追随者而言的类似角色,那么这个做法就是错误的。对此,[胡塞尔]还缺少:1.体系,2.问题提出的全面性(胡塞尔除了《逻辑研究》和《观念》之外既未提供形而上学,[也未提供]自然哲学、数学[哲学]、价值哲学、历史哲学等),3.一部自成一体的、探讨相互关联的哲学问题的著作。恰恰还是“种种研究”,相当偶然地接受下来的种种理论。由此才可以说明:无论是在论题上,还是就结论和教义而言,还是在世界观上(天主教徒、犹太人、新教徒),现象学的这个群组都没有表明一种“统一”,——它的原初的、直至A.莱纳赫(在战争中)去世时所具有的统一也逐渐丧失。由此可以说明,它比任何一门哲学都更多是一种合作的事业,而且是在胡塞尔的推动下,但绝非在他的领导下。在此最初的推动之后,胡塞尔同样受到了被推动者们以及他的弟子们的进一步推动,就像他曾推动了他们一样(尤其是从“描述心理学”到“现象学”)。由此可以说明这个圈子形成的奇特方式,以及这个圈子的更为奇特的增长。这种增长并非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即胡塞尔将那些在哲学上还是白板一块的人(tabula rasa)或还处在科学的最初开端上的人吸引到他的哲学上来,而后这个“核心和种子”成长为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也非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即一些已经自为地踏上自己道路的研究者通过他而得到推动,就像例如费希特通过康德、谢林通过费希特、黑格尔同时通过费希特与谢林而得到推动那样。在这里能提到的惟有我自己(参见《超越论方法与心理学方法》[1])。毋宁说,这个圈子是通过完全特定的、业已形成的学派的日趋增多的迁移而建构起来的,它的所有成员都已经带有自己观点、方法和问题;所有成员都已经以其他的(非现象学的)方式在哲学上做了深入的研究和大量的工作。聚集在胡塞尔周围的是一些在科学上成熟的、半成熟的人——而不是一些有一定理解力的青年和学生。例如特奥多尔·利普斯、阿列克休斯·迈农(格拉茨)、布伦塔诺的一些弟子们,他们本身差不多已经是“学派首领(Schulhäupter)”。我举几个这类迁移的例子。


  所谓现象学的核心组是特奥多尔·利普斯的学派:普凡德尔、莱纳赫、盖格尔,后来他们还没有完成任教资格考试,——我是自己加入进去的——利普斯对我没有任何影响。早期还有我的亲传弟子D.v.希尔德勃兰特;此外较为疏远的还有布隆施威格(《相对认识论》、《康德》、《黑格尔》,明斯特大学教授[2])。我自己、普凡德尔、莱纳赫、盖格尔共同签署了《年刊》。撇开从鲁道夫·奥伊肯那里过来的我自己不论,这里所说的其他人都从利普斯的思想世界中带来了他们的问题和他们的方法,而后在胡塞尔的推动下才对它们进行了改造(自身观察的心理学)。他们作为“现象学家”本质上也始终是精准的、锋利的、并非始终卓有成效的利普斯分析意义上的“心理学家”,而且明显很少负载历史的或材料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训练。他们的方法始终是“自身观察”——尽管是以现象学的方式。通常他们距离实验心理学很远,即使盖格尔和布隆斯威格会做这类尝试。日后撰写了《市民权利的先天基础》并将现象学引入法哲学(如今有一整个学派的现象学法哲学,尤其是在维也纳)的是阿道夫·莱纳赫,他是法学家出身,本质上是逻辑学家,在慕尼黑学派中独树一帜(利普斯的学生,参见其《文集》,尼迈耶[3])。大约自1890年起兴盛的、由利普斯创立的“心理学学会”成为现象学研究的一个特殊培植场(无名的现象学家道伯特、“狂热”期[、]学会的方式)因此,不是一个在胡塞尔教书的地方(哈勒、哥廷根——后来的弗莱堡)建立起来的学会,而是一个在慕尼黑的学会。


  但这个圈子的进一步增长也是通过业已形成的学派的迁移来进行的。1. 在从未达到这个第一组的邻近位置的情况下,从新康德主义者学派出发走向现象学的有尼古拉·哈特曼(《认识的形而上学》[4],在伦理学中走向我)。历史学家和理论家海姆索埃特,慕尼黑;纳托尔普也是如此,还有其他人。卡西尔也并非始终完全未受影响。2.从里尔和狄尔泰那里靠近来的有施普郎格[5],他自其处女作《历史哲学》起直至《生命形式》都在本质上受我的影响(当然他并未完全深入到这个现象学的圈子中)。老狄尔泰本人始终受到胡塞尔的影响,而他的学生米施和弗里施埃森-柯勒尔(思维与现实[6])则更多。但只是在海德格尔那里才完成了一种狄尔泰的历史主义与胡塞尔哲学和我的哲学的结盟。3. 在李凯尔特学派中首先是E.拉斯克(《哲学逻辑学》、《判断理论》)[7]受到现象学的强烈影响,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在去世前几乎已经完全克服了他的老师的哲学(尤其是他的学说:哥白尼转向并不是针对人的理智形式的,而是针对存在问题和质料的,而我们的认识活动在此结构面前只是反映的,对无对立的价值与真理的直觉,普罗汀)。后来从李凯尔特学派完全走向现象学的是海德格尔(《邓·司各脱》[8]等)。4.来自冯特学派的有林克和社会学家费尔坎特。5.来自西美尔和特洛尔奇并处在他的影响下的是特奥多尔·里特(《个体与共同体》、《历史与生活》[9])。在经院哲学那里产生的作用部分是好感,部分是反感。1.胡塞尔和我对这个学派的唯一德国体系论者Jos.盖瑟尔有影响,他撰写了关于胡塞尔的一本书和关于我的宗教哲学的两本书。[10] 2.我自己对普茨瓦拉以及一批经院哲学家有影响。但这只是影响,而不是像在D.v.希尔德勃兰特和E.格伦德(《宗教哲学的基本因素》[11])那里发生的转变。6. 来自实验心理学学派(G.E.穆勒学派)的有大卫·卡茨,他大概受胡塞尔(哥廷根)的影响最深。来自屈尔佩学派的是恩斯特·毕勒尔(思维心理学)及其论《思想》的著作[12],以及瑟尔茨及其哲学著作和(较少)心理学著作。来自数学和自然哲学的有魏尔、贝克尔(欧几里德几何学)、舍勒、普莱斯纳。心理诊疗学:施贝希特、奥地利的雅斯贝尔斯[13],他只是让人将现象学视作描述心理学,普凡德尔、舍勒、K.施奈德、克隆菲尔德、希尔德、施道尔希以及其他人。7. 来自屈尔佩的还有[伦理学中的]A. 梅塞尔(胡塞尔与我的伦理学)。此外,非常显著的是对天主教与新教神学的影响(施特拉斯堡的法国学派,让·海林和梅内戈:《祈祷》[14]),以及在具体精神科学中的广泛伸展的影响:英语言文学研究、罗马语言文学研究、历史科学。(我在这里不详述国外的状况。)


  因此,从外表来看现象学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展开了一种影响,它是任何一个其他新学派的思维方向都根本无法比及的。


  除了胡塞尔之外,只有我自己和海德格尔给出了现象学的一个确定落实的类型以及对哲学的一个系统建构的纲领。我之所以没有详尽地讨论[上述]这些丰富而众多的著作,乃是因为时间的关系,而非因为对这些工作的轻视。——此外还因为,无论它们有多么重要的价值,它们都不代表现象学的新类型,更不代表一种新的体系哲学。请允许我在此绕过自己的工作不论,因为,除非迫不得已,否则谈论自己是无礼的。海德格尔则是另一回事:在这里有一种新现象学和一个体系的纲领。卓有影响,而且就其工作的意义来看也是理所当然的。


海德格尔


1.存在论的转向。2.生命哲学的转向。3.历史的转向。4.个体的转向。5.相对实用的转向。6.人类学的转向。7.具体的转向。8.诠释学的现象学。9.与笛卡尔主义的决裂。独存的我(sum solus ipse)。10.对(自希腊人以来)西方理性哲学的拒绝。11.影响:基尔凯戈尔、新教、舍勒、雅斯贝尔斯、狄尔泰、约克伯爵。12.与观念存在、奥地利学派永恒本质的决裂;“德意志的”观点。13.与“绝对意识”的决裂以及更加远离康德。14.向亚里士多德“存在论”的转向——但——与古代存在论的决裂。15.历史(胡塞尔是非历史的)以及对历史研究的解构理解。16.生物学的问题域。17.良心问题、死亡、情感[实在问题]与存在方式。18.*



译者按


  这篇文字作为舍勒1922年发表的长文“当代德国哲学”的附录被《舍勒全集》第七卷(《同情的本质与形式》,弗兰克出版社,波恩、慕尼黑,1973年)的编者、舍勒夫人玛利亚纳入“当代德国哲学”这组文字中。编者并未给出它的撰写时间。从文中所引几部在1923至1925年期间出版的著作来看,舍勒撰写该文的时间至少应当在1925之后。而结尾题为“海德格尔”的一段文字则表明:该文的撰写时间很可能是在1927年海德格尔出版《存在与时间》前后:此时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应当还未面市,因此在前面的文字中仅仅引用了海德格尔的《邓·司各脱的范畴和意义学说》;但是舍勒可能已经作为《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的编者或作为海德格尔的朋友而先读到了《存在与时间》的书稿,这样才可以解释他对海德格尔思想为何能够做出如此全面的评判。


  这篇附录文字的两个特点促使译者将其从《舍勒全集》第七卷中抽取出来单独翻译:其一,舍勒在其中集中回顾和评价了自己亲身参与其中的现象学运动,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了这个运动的基本轮廓和影响范围,因而译者为它加上了一个标题:“当代德国现象学”;其二,舍勒最终没有将其发表,原因可能在于他随后不久(1928年5月)便猝然辞世,但更为内在的原因则可能在于,其中的内容过于直白和坦率,类似于一种写给自己的日记,撰写时基本没有顾及发表以及发表后的影响。因而应当说,这篇未发表的文稿可能比他发表的“当代德国哲学”长文更如实地表达了他对现象学运动的内心想法。



脚注

[1] Max Scheler, Die transzendentale und die psychologische Methode, 1900, 2. Aufl. 1922.

[2] Alfred Brunswig (1877-1929), Das Vergleichen und die Relationserkenntnis, B. G. Teubner, Leipzig/Berlin 1910; Das Grundproblem Kants, eine kritische Untersuchung undEinführung in die Kant-Philosophie 1914, Hegel, Rösl & Cie., München 1922, Leibniz, Verlag Karl König, Wien 1925.

[3] Adolf Reinach (1883-1917) Gesammelte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seinen Schülern, Max Niemeyer, Halle (Saale) 1921.

[4] Nicolai Hartmann (1882-1950), Grundzüge einer Metaphysik der Erkenntnis, Vereinigung wissenschaftlichen Verleger, Berlin 1921.

[5] Eduard Spranger (1882-1963), 舍勒所说的“《历史哲学》处女作”书名有误,应为:Die Grundlage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Eine erkenntnistheoretisch-psychologische Untersuchung, Reuther & Reichard, Berlin 1905;《生命形式》则是一篇长文,后来独立出版:„Lebensformen. Ein Entwurf“, in: Festschrift für Alois Riehl. Von Freunden und Schülern zu seinem 70. Geburtstage dargebracht, Niemeyer, Halle (Saale) 1914, S. 416–522 (Auch Sonderabdruck. Später: Lebensformen.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 Psychologie und Ethik der Persönlichkeit. 2., völlig neu bearbeitete und erweiterte Auflage, Niemeyer, Halle (Saale) 1921.

[6] Max Friedeisen-Köhler (1878-1923), Wissenschaft und Wirklichkeit, B. G. Teubner, Leipzig/Berlin 1912; Das Realitätsproblem, Reuther & Reichard, Berlin 1912.

[7] Emil Lask (1875-1915), Die Logik der Philosophie und die Kategorienlehre. Eine Studie über den Herrschaftsbereich der logischen Form,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Tübingen 1911; Die Lehre vom Urteil,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Tübingen 1912.

[8] 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Die Kategorien- und Bedeutungslehre des Duns Scotus, Mohr, Tübingen 1916.

[9] Theodor Litt (1880-1962), Geschichte und Leben. Von den Bildungsaufgaben geschichtlichen und sprachlichen Unterrichts, B. G. Teubner, Leipzig/Berlin 1918,Individuum und Gemeinschaft. Grundfragen der sozialen Theorie und Ethik, B. G. Teubner,Leipzig/Berlin 1919.

[10] Joseph Geyser, Neue und alte Wege der Philosophie. Eine Erörterung der Grundlagen der Erkenntnis im Hinblick auf Edmund Husserls Versuch ihrer Neubegründung, Verlag von Heinrich Schöningh, Münster i. Westf. 1916; Augustin und die phänomenologische Religions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Max Schelers, Aschendorffsche Buchhandlung, Münster 1923; Max Schelers Phänomenologie der Religion: nach ihren wesentlichsten Lehren allgemeinverständlich dargestellt und beurteilt, Herder & Co., Freiburg 1924.

[11] Otto Gründler, Elemente zu einer Religionsphilosophie auf phänomenologischer Grundlage, J. Kösel & F. Pustet, Kempten 1922.

[12] 舍勒所说的“恩斯特·毕勒尔(Ernst Bühler)”人名有误,实应为:卡尔·毕勒尔 ( Karl Bühler, 1879-1963),屈尔佩的学生,思维心理学的维尔茨堡学派代表人物。舍勒这里提到的著作为Karl Bühler, Tatsachen und Probleme zu einer Psychologie der Denkvorgänge. Über Gedanken, 1907, Archiv für Psychologie, Nr. 9, S. 297-365.

[13] 原文如此:Österreich Jaspers。笔误?

[14] Fernand Ménégoz(1893-1945), Le Problème de la prière, principe d'une revision de la méthode théologique, Libraire Istra, Strasbourg-Paris 1925.


文中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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