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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理性和理性的道 ——与刘清平教授商榷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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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的理性和理性的道德
                                                            ——与刘清平教授商榷
    很喜欢读刘清平教授的哲学文章,每读一篇,都会有启迪和收获,但有时也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当然,作为一名业余哲学爱好者,关于哲学的知识、学问、学术水平和学养,当然远远不能和哲学家相比。但将一些肤浅、幼稚甚至错误、可笑的想法说出来,对我来说或许也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机会。读了刘清平教授《“道德理性”是否可能?》一文,我想说一下自己的一些不同看法,以求教于刘教授。
                                                   一,对“人类理性”应如何定义?
    人类社会道德的主体构成,究竟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它的形成和“构建”主要依赖于作为人类认知能力的“理性”?还是人类的非理性因素,包括情感、欲望、冲动和意志?我觉得,要得到准确的答案,必须先把人类“理性”这个概念界定清楚。我们不妨先看看刘教授对人类理性的理解:“……西方哲学中的‘理性’概念可以回溯到古希腊哲学的‘logos(逻各斯)’和‘nous(努斯)’那里;后二者虽然都包含着多重性的丰富语义,但古希腊哲学家主要是用它们来指称人们凭借逻辑推理展开思维活动、获得真理知识的能力,并且因此得出了人是‘理性’动物的著名定义。尽管它在后来的演变中又被赋予了另外一些复杂乃至混乱的衍生内涵,但在西方主流哲学的语境里却基本保持着这一核心语义。”再到网上搜一下“理性”的定义:“理性一般指我们形成概念、进行判断、分析、综合、比较、进行推理、计算等方面的能力。意思和感性相对 ,指处理问题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自然进化原则来考虑的态度,考虑问题、处理事情不冲动,不凭感觉做事情。社会学角度来讲,理性指能够识别、判断、评估实际理由以及使人的行为符合特定目的等方面的智能。理性通过论点与具有说服力的论据发现真理,通过符合逻辑的推理而非依靠表象而获得结论,意见和行动的理由。”可见,刘教授对“理性”概念的理解和网上给出的一般解释基本一致。
   我个人的理解,对人性理性这个看来已成“公论”的解释,实质上是指人类理性发展的高级阶段——理论思维、逻辑思维甚至哲学思维等,即获得真理性认知的高级阶段。问题是,如果将人类的理性作为区别于所有动物界的本质标志之一,那么上述关于人类理性概念的内涵,就显得过于狭窄了。实质上,人类理性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时间和整个人类史相比,是非常短暂的,最多只有文字出现以后的数千年时间,而人类运用高级阶段的理性大规模获得真理的认知过程,实质上只有区区数百年时间。也就是说,人类发展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他们理性发展的低中阶段中度过的。那么,何谓人类理性的低中发展阶段?我以为,其中包括人类一切超出一般动物本能的感性认知能力。比如人类和动物界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前者能够制造比较复杂的劳动工具,而后者不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具有超出其动物本能的认知能力。而有些动物虽然能利用自然物延长它们的肢体动作,但它们以此形成的认知能力并没有超出它们的动物性本能,或者说这种利用自然物的能力仍然是由它们的动物本能支配的。比如对于火的威胁,几乎所有动物都有规避的本能,而对于一般动物而言,对于火的认知仅仅局限于它们趋利避害的动物本能范围。但人类却不同,当人类发现被森林大火烤熟的动物肉比生鲜动物肉味道更加美味可口时,他们就会将火种储存起来,或者思考怎样取火,然后用火将捕猎的动物烤熟再吃。人类对火的思考和利用虽然还处于感性认知阶段,但作为和一般动物界本质区别的主要标志之一,这种性质的感性认知已经属于人类理性的范围了。再比如,古代人类对各种历法的掌握,以及利用历法指导农业生产,是在对宇宙运行的真相基本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显然仍然属于人类的感性认知。然而,这种感性认知已经运用了浅显的逻辑思维和数理思维,显然已经达到了人类理性发展的中级阶段。
    而人类更为本质的理性标志则在于人类对自身社会的感性认知。也就是说,当人类组建自身的社会时,其中一切规则、法则、等级、秩序的建立,实质上已经贯穿了人类对自身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伦理道德等等领域中社会常识的理性思考,尽管这种思考还处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初始阶段,但这样的理性思考,无疑属于人类理性发展的范围。
    因此,我认为,人类理性作为人类脱离动物界的主要标志之一,或者作为人类和动物界相区别的生物性界面而不是作为人类自身认知发展进程中的哲学界面范畴,其概念的内涵必须扩大:人类举凡一切超出一般动物本能的认知能力,都应该包括在人类理性发展的范围之内,并和人类各类非理性因素,包括欲望、情感、冲动、意志、好恶处于互生互动之中。有了这个大前提,就能对人类道德是否由人类理性主导的问题,作出思考和回答了。
                                                             二,人类道德的社会学意义
     我们先来看刘文中这样一段话:“其实,倘若就道德理性精神的自身理论内容展开学理性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它的致命弱点在于,其倡导者始终没能令人信服地澄清一个关键的问题:单凭‘理性’的认知能力,如何可能促使人们从事以‘良善利他意志’为直接动机的‘道德’行为呢?事实上,这种严重的理论短板已经潜藏在古希腊哲人的相关阐述之中了。”
     我以为,刘教授这个问题提出的本身,就有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他没有将人类道德中的个体道德行为和社会道德规范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区分清楚。应该说,人类社会中的个体出于同情心、良善愿望和各类情感活动产生的种种“道德行为”,是普遍地自发地存在的,但是,并不是人类个体所有的道德行为都直接产生于个体自发的良善情感,还有相当一部分甚至大部分道德行为直接产生于社会道德规范的灌输和教化,而个体自发的零散的道德行为并不能自然形成人类道德规范,它们必须通过人为地“提炼”、“抽象”、升华、锻造等种种“理性”打磨之后,才能成为整个社会普遍遵守的道德规范。而一旦个体的道德行为被“升华”为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时,这种社会道德则已远离它的个体情感、欲望和意志的“原点”,成为充满各种利益考量并由社会理性驾驭的“理性道德”了;第二,即便作为社会道德规范,它们也不是全部产生于个体自发的道德行为的提炼和锻造,还有一部分恰恰直接产生于人们对自身社会的“理性认知”。我们知道,人类对自然界或物理世界的理性认知和对自身社会的理性认知是有本质区别的,后者的所谓“真理性认识”是离不开诸如人类生存价值、公平和正义、善和恶、真理和谬误、文明和野蛮等等基本的价值思考、道德判断甚至情感好恶的,因而人类对自身社会的理性认知实质上是社会道德规范产生的另一个重要的源头活水,这一点后文再谈。
    我们不妨拿中国古代“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这条最为经典的道德规范来考证。这条道德典范的“文本”出自清人王永彬所撰写的《围炉夜话》,具体行文如下:“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源,常存仁孝心,则天下凡不可为者,皆不忍为,所以孝居百行之先;一起邪淫念,则生平极不欲为者,皆不难为,所以淫是万恶之首。”其中的意思大抵为:一个人如果孝顺父母和长辈,常存仁孝之心,那么天下任何不道德的事情,他都不会忍心去做,因而“孝”为百善之首;但如果一个人起了贪欲淫乱之心,那么平时他最不想去做的不道德的事情,也会无所顾忌地去做。因而“淫”实为万恶之首。关于这个“淫”字,有多种解释。有人解释为“过度”,即贪欲过度;但也有人解释为两性之间的淫乱。我以为,这个“淫”字两种意思都有,或者两种意思是贯通的。因为两性之间的淫欲在人类的各种贪欲之中,是极为强烈或极为特殊的一种,对于相当一部分人群来说,它的诱惑力比任何欲望都大,都强烈,因而以两性之间的淫欲作为人类各种贪欲中的代表,以示一个人如果淫欲大发,“色胆包天”,则天下任何不道德的事情都敢去做,因而“淫”为万恶之首,这个道理是说得通的。
    然而,我觉得王永彬以“孝”为百善之先、以“淫”为万恶之首的道德总结,远没有字面上那么简单,它实质上揭示了中国文明数千年来整个伦理道德规范或体系的核心价值,同时揭示了中国三千多年文明的社会组织的核心关系和内在逻辑。
     在晚清“三千年之未有的大变局”来临之前的中国社会,其所有社会组织和社会规则的核心内涵和内在本质是什么呢?那就是在政治组织中的绝对君主制;在社会组织中家庭、家族中的宗法组织制。而绝对君主制和宗法组织制又是同构和互通的。即在绝对君主制中,政治权力是在宗法式的家庭、家族规则和秩序中传承给君主的直系后代的,并按宗法家庭、家族内部血缘关系中的尊卑、贵贱、上下、远近秩序划分整个社会的政治等级;同样,在普通社会成员的家庭家族中,其财产及家庭家族的家长权力的传承,和政治上君权的传承方式是一致的,而家庭、家族内部按血缘关系形成的高低贵贱、亲疏远近的人伦等级,又和君主政体的政治等级相对应。而恰恰是中国独特的君主政体和社会宗法关系的这个内在组织本质,决定了整个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主体构成和核心内涵。
    在这里,必须首先弄清一个问题:人类的社会道德是什么?是否纯粹是导引、释放、扩张人性中向善的一面?我认为不是。人类的社会道德的本质,实质上是维系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组织规则和社会内在秩序的稳定性,防止因人的过度自利和互害而导致整个社会组织规则和内在秩序的崩溃。因此,人类的社会道德当然要利用甚至大量利用人性中善的一面,但同时为了防止人们行为的越轨,也必须利用人性之恶。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组织的命门究竟在哪里。第一个命门:对于中国绝对君主制政体而言,它的最基本的组织规则和内在秩序在于代表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君权,能够在君主家庭或家族的直系后代中代代相传,和平继承。而君权继承的首要保证或第一保证,则是权力继承在血统上的纯净。但如何保证君权继承在血统上的纯净?关键的保障,就在于君主的异性配偶对君主的绝对忠贞,不至于和其他异性“淫乱”而导致“皇种”不纯,生了别人的孩子。一旦发生“皇种不纯、血统不正”的事件,则是有关整个王室命运、朝纲盛衰、道统断续甚至国家存亡的天大政治祸事,弄不好就会导致宫廷政变、内乱迭起、兵戎相见、社会板荡、王朝颠覆;第二个命门:作为宗法社会组织细胞的家庭、家族,其内部组织规则和人伦秩序的枢纽,则在于家长、族长权力的确立,以及这种权力和整个家庭家族财产在直系后代中的传承和分配,以及围绕“父权”血缘关系中的亲疏远近和尊卑贵贱形成的家庭、家族成员之间的人伦秩序和血亲等级关系。而父权及其财产在直系后代中的传承和分配,最关键的保障仍然是血统的纯正。而血统纯正的保证,同样是掌握父权的一家之主或一族之主的异性配偶对其的绝对忠贞,即保证她们不至于和其他男人淫乱而生出别人的孩子。因此,中国宗法社会组织生态中产生的伦理道德体系,其重心或重要条款实质上都是在这两个命门上防范人们越轨而专门制定出来的。而这些道德规范往往针对妇女更重于针对男性。比如,中国的传统道德在两性关系上从来不提倡男人对自己的配偶“从一而终”,却偏偏特别强调妇女对自已的配偶从一而终,对男人而言,玩妓女、娶三妻四妾不算“淫乱”,只有给别的男人戴上“缘帽子”才算得上“淫乱”且被道德强烈谴责。比如西门庆出入烟花柳巷和娶三妻四妾全不算回事,但和潘金莲通奸给武大郞戴上绿帽子却是天大的失德行为。而对于女性的道德约束,则要严厉一百倍。女人的淫乱,如果发生在君主皇帝的异性配偶之中,则是“祸国”之大罪;如果发生在宗法家庭和家族掌握“父权”、“夫权”的男性配偶之中,则是不可饶恕且严惩不贷的大逆不道。而对女性的道德约束,往往在普通家庭、家族中更甚于皇室后宫。因为对于侍奉皇室家族的女性配偶而言,除了相同的宗法道德约束之外,还有刚性的制度保障,即宦官制度。宦官制度的实施,使君主皇帝的后宫里面的所有配偶和女侍,都不可能接触到真正的男人,这种方法可谓“防微杜渐”,釜底抽薪。而对于普通家庭和家族而言,即便没有刚性制度保障男性家长、族长的配偶们不淫乱,但严厉的道德约束和家庭规制实质上起到了同样的作用。比如什么从一而终,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恋爱婚姻上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等。而中国传统社会对女性的道德约束,实质上已经成为对女性变态的人身奴役和精神摧残,从其对立面彰显了男性的人性之恶。
    可见,王永彬将“淫”列为万恶之首,这“淫”中的确有两性淫乱之指,或者将两性淫乱当做贪欲过度之“淫”中的首选邪恶,这的确点中了中国宗法社会组织整个伦理道德体系核心价值的命门和要旨:追求血统的绝对纯净,无论对于君主皇帝最高政治权力的传承,还是对于普通家庭家族父权夫权以及财产的继承和分配,都是事关整个血亲社会组织规则和人伦秩序能否维系的头等大事之一,因此,中国传统道德伦理对于两性关系之大防,委实到了登峰造极、别出心裁、残忍霸道、践踏人性的地步。
    再看“百善孝为先”。何为“孝”?一般的理解,就是子女对父母、晚辈对长辈的尊敬、感恩、照顾和赡养,这是一种发自人性的天然的人伦亲情。如果作为对父母、对长辈自发的情感,那么“孝”这种德性当然会普遍地存在于人类家庭成员的个体行为中,也会自发地形成人们对子女、晚辈的一种道德评价的标准。然而,不仅“孝”的个体行为普遍存在,而且作为“孝”的对立面“不孝”或“忤逆”行为同样普遍存在着,人们司空见惯,不以为意,就像今天一样,比如在农村或城镇对父母前辈不孝的现象并不见得比“孝顺”现象少,但今天的人们既不把“孝顺”当成“百善之先”,同时也不把“不孝”当成大逆不道,相反,在相当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独生子女家庭,父母爷奶可以把独生子女当成“皇帝”、“活佛”一样供奉着,而独生子女则可以对父母爷奶颐指气使,傲慢无礼。即便这样,人们也不会觉得如此人伦颠倒天就要塌下来了。因此,只有将“孝”这种天然的人伦之情进行人为地拔高、诠释、锻铸、规制,形成整个社会必须遵循的强制性的道德规范,“孝”这种人类向善之情才得以成“道”,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有着独立理论基石的伦理道德体系,和在实践中可以操作的礼仪规制。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什么要把“孝”这种人类天然的向善之情提炼拔高为整个社会的人伦之纲,并列为全民“教化”的道德之纲呢?显然,将“孝”列为百善之先,同样是将“孝”作为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组织的基本规则、人伦秩序、政治等级解构崩溃之大防。如果将中国整个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中的核心价值高度概括为“三纲五常”,那么作为“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显然是围绕、烘托“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而界定的具体道德规范。但维系“三纲”的最终道德基石是什么?只有两个字:一个“忠”,一个“孝”。臣子忠于君主,子女孝顺父母,妻子忠贞丈夫。而对于王(皇)室而言,以王(皇)权为核心形成的血亲关系中,“孝”为人伦之亲,血脉之爱,其“内涵”更丰富于“忠”,其地位也更优于“忠”。当然,举凡王(皇)室血亲关系中所有的“孝”,必须集中体现于对君位之忠,对王(皇)权之敬。可见,一个“孝”字,对于维系“三纲”不崩,“五常”常在,实在是至关重大,占尽先机,难怪王永彬将一个“孝”字列为“百善”之先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我以为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过程中,尤其在占据绝大部分的人类政治专制时代,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都是对其社会组织规则和内在生存秩序的维护,其中的重点是对统治集团利益的维护,因而这些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架构和其核心价值体系,都是经过深入的社会认知、缜密的理性思考和各方的利益考量形成的。因此,这些伦理道德体系中的一部分实质上已经脱离了它们由人的向善之心形成的初始胚胎,成为经过理性打磨并由理性驾驭的“意识形态”;第二,而这些伦理道德规范的文本制定及其相配套的制度规建和教化实践,当然是由统治集团以及为其服务的文化人进行的。因此,对于整个社会群体而言,在他们的全部道德行为或道德实践中,当然有出于人性之善的自发的情感之举,但大部分恐怕出自于统治集团的道德教化和奖惩规制所带来的观念和压力。记得当年学刘文学、学雷锋、学欧阳海、学王杰、学刘英俊等一个接一个学英雄的政治运动和道德教育,当时笔者深受感染,无论在学校还是在部队,都模仿英雄人物抢着做好事,帮助人,不留名,不为利。其动力和动机中当然有被激发出来的人性之善的自发情感因素,但主要因素则是出于被“官方理性”打磨过的道德信念。比如“乐于助人”的对象只能是“阶级队伍”中的同志加亲人,而对于那些被打入另册的“地富反坏右”、走资派、资产阶级知识权威等“阶级敌人”,则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因而批斗起自己老师和校长来,真是“狼性尽发”冷酷无情,哪有半点“人性之善”的影子?
                                               三,关于“从自利到利他的道德转换”问题
    “自利”是人性中的“本原”之一。由于人类的生存资料始终处于匮乏状态,所以每一个社会成员如果不以辛劳换取起码的生活资料,就无法生存下去。因此自利是最基本的生存法则之一。然而“利他”同样是人性之善一面中的“本原”。那么在以自利为基本生存法则的人类生活中,是怎样产生出“利他”的道德行为呢?而人类形成社会道德规范的“利他”行为,是否直接产生于人性之善的情感意欲,或者这种情感意欲构成了一切社会利他道德规范的主体,不受人类理性的主导和驾驭呢?在这个问题上,刘教授是这样说的:“ 不难看出,这三位哲学家(指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指出了理性知识对于实践行为的积极指导作用……这三位哲学家几乎是如出一辙地忽视了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算‘认知理性’在转化成‘实践理性’后,确实能够帮助人们实现‘自利’的目的,它也只不过是让人们形成了像‘明智’‘自制’这样的‘一己德性’,又如何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让人们同时还拥有‘利他’的目的,并且在人际互动中形成像‘正义’‘友爱’这样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德性’呢?”
    我以为,既然“自利”是人性中的“原点”,“利他”也是人性中的“原点”,有必要由其中的一个“原点”推演出另一个“原点”、尤其有必要在学者的逻辑框架和学理开掘中进行这样的推演吗?为什么两个人性“原点”不能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呢?记得一个老知青说过,插队时他出工不出力,耍奸使滑斤斤计较地混工分,只占便宜不吃亏,但有一次看到一位五保户老人无钱买药病倒在村口,想都没想扔下了一张十元大钞。可见,自利和利他这两种矛盾的行为随时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这有什么奇怪的?不正说明的人性的复杂和丰富吗?
    当然,问题的症结不在这里,而在于“利他”这种道德行为和人类的认知理性究竟有没有关系,或者有着怎样的关系。再看:“事实上,只要我们不加混淆地严格恪守‘理性’概念的核心语义,特别是不在偷换中外在地赋予它某些奇妙的生造内涵,人们的‘良善意志’(包括罗尔斯所说的‘道德敏感性’或‘正义感’)根本就不可能来源于只是作为一种认知能力的‘理性’。毋宁说,作为某种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与‘人际同情’不可分离的伦理欲求,它本身在人类的心理结构中始终拥有自己不依赖于理性能力及其认知成果的自律性存在,所以我们才会经常看到这样的日常案例:某些理性知识丰富但欠缺良善意志的人们行事缺失德性,某些理性知识欠缺但拥有良善意志的人们行事更有德性。因此,只要原原本本地揭示了意志和情感在人类所有行为(尤其是伦理行为)中的原点地位和助力效应,我们就很难坚持那种站不住脚的‘道德理性’精神了。”
     生活中的真实情形,果真像刘教授所说的那样吗?我觉得,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应该分两个层次进行。第一个层次:如果说一个社会整个伦理道德体系都是为了维系这个社会组织的基本规则和内在秩序被人为地“打造”出来的,那么其中那些“利他”道德规范的产生又怎么解释?难道它们出于“维系规则和秩序”这同一个源头?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它们的产生还有其他源头吗?第二个层次:作为人类个体自发的利他道德行为本身,的确有许多产生于“人际同情”和“心理结构”中的“自律性”,但这种“人际同情”也好,“自律性”也好,“意志情感”也好,难道真的是人的利他道德行为的惟一源泉吗?即便这种“心理结构中自律性”,真的和人类理性一点关系也没有吗?
     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不错,助人为乐的利他行为每天都在人类个体中大量地、自发地发生着,而这些行为中的相当一部分的确直接源于人们的同情心和“良善意志”,似乎与人类的认知理性的确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些自发零散的利他行为,比如那位老知青捐助有病五保户十元钱的利他行为,是否能够自动形成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并形成其独有的社会价值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上文说过,任何构成社会性质或社会价值、具有文本性质和社会强制性的伦理道德规范,都是各种社会利益平衡考量的结果,都是由社会理性的探索作为蓝本的。也就是说,那种对整个社会组织规则、各社会群体利益和整个社会秩序的维持进行考量和探索的社会理性,才是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产生的真正源头。那么,那么,这些道德规范中的“利他道德信条”的产生,是否出于上述同一个源头呢?我以为可以这样说,但也可以将其产生的直接源头另辟出来,而这个源头同样出自人类社会组织的功能本身。我们知道,人类的社会组织为了维系各个社会群体之间关系和利益的平衡以及社会秩序和稳定,必然产生社会公共管理机构和社会公共服务机构来通盘协调、解决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以及各方利益平衡问题。而从事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所有官员或为他们提供服务的知识精英,所履行的职责和整个社会对他们的要求,就是天下为公,公平公正地协调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并为社会的发展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着想。基于这个职责,他们应该或必须履行的个人政治道德,就是“利他”,为天下人谋利,而不是只为个人利益打小算盘。因此,人类“利他”道德规范或道德行为的社会价值的构成,实质上出自于无论在其社会职责上还是在其对人类自身社会的认知能力、视野上,抑或在个人的“良善意志”上,都优于普通社会成员的这一小部分特殊的社会群体精神生活和价值取向上。问题在于,对这这一部分社会群体而言,仅仅出于“为天下人谋利”的个人“良善意志”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通盘考虑社会公共利益的管理精英和知识精英中,总有一些人发现当下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现象仍很严重,公平公正的原则在许多地方行不通,各社会群体的关系中总有一些恃强凌弱、剥削压迫的地方,因此,他们就产生了创建人人平等、人人互爱、人人利他的理想社会的政治诉求和精神诉求。而这种诉求的产生过程,恰恰是一个对当前社会如何变革到理想社会的理性探索的过程。而正是这样的理性探索和对理想社会人际关系的“应然信念”,才产生了一系列虽理想化、但仍可在现实中进行教化和实践的社会道德规范。因此,正如上文所说,对人类社会自身的真理性探索是根本离不开生存价值、公平正义、善恶之分、道德规则这些价值性范畴的。
    试想,孔子的诸如“仁者爱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类形成真正社会价值的利他道德规范,单凭个体自发的“良善意志”和同情心,能够产生出来吗?而仁、义、礼、智、信这些高度理想化的道德信条,尽管还没有摆脱宗法社会组织等级差序的“三纲”束缚,但这些道德信条如果没有儒家学说对人类理想社会的诉求,没有对“大同世界”、“小康社会”深思熟虑的理性思考和理性探究,是不可能产生出来的。而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中,儒家学说的继承人几乎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理想社会和伦理道德的理性思考。比如程朱的天理学,王阳明的心学,都包含着对儒家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的终极追问。至于“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这条千古传唱的“利他”道德信条,同时也是范仲淹在个人道德实践中身体力行的道德信念,这样的“利他”行为,其直接源头难道真的会是“与认知理性没有任何关系的心理结构中的自律性”,而不会是出于对社会理想的理性探究和执着追求吗?同样,如果没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社会弊端的理性剖析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理性探究,所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等利他道德信条,又如何能够出炉呢?我想,举凡形成社会道德规范的道德实践,其社会价值的构成恰恰是理性认知和理性思考的结果,并自始至终由理性主导和驾驭。在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中,无论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伦理道德体系,还是中共建政后构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伦理体系,莫不如此。
    再看第二个层次的问题。上文说过,人类个体各种“利他”的道德行为,产生于自发的同情心和“良善意志”,并不在少数。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利他行为,都产生于这类似乎和认知理性没有什么关系的情感冲动。上文说过,有许多个体的利他行为,直接产生于社会道德规范的强力灌输和教化作用,甚至和其自发的同情心和“良善意志”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以我亲身经历举例。在部队时一位同班战士家庭经济困难,但对此人我并无好感,他个人卫生很不好,脾气也不好,随地吐痰,整天骂骂咧咧,和许多人关系很僵。总之,对这个人我毫无同情心。但排长总是教育我,不管怎样,他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有困难,还是应该帮助。正是在“阶级观念”的强力灌输下,我“心悦诚服”地给予他多次帮助,有时把一半津贴都给了他补贴家用。其实,当时和我类似的“道德行为”比比皆是。这种完全由某种道德观念、道德信念甚至道德理想直接产生的利他行为,恐怕不能说和人类理性没有丝毫关系吧。我以为,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的意志、情感、欲望领域,也是有层次之分的,这些不同层次的内容或者和人类的感性认知有关,或者和理性认知有关。诸如信仰、信念这类高层次的精神活动,或多或少和人类的理性认知有着内在关联。当个体凭这些理念、信念帮助他人时,其动机和目的,既有情感、意志因素,也有认知理性因素。比如当时我帮助那位战友,其动机和目的就不是产生于想帮他一把的同情心或“良善意志”,而是产生于“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这个“信念”,可见,这样的动机和目的,已经相当“理性”了。
    至于刘教授提出“某些理性知识丰富但欠缺良善意志的人们行事缺失德性,某些理性知识欠缺但拥有良善意志的人们行事更有德性”这个问题,是有逻辑问题的。第一,说道德是理性的,并不是说所有理性都是道德的。因而推论富有理性的人德性一定很高,是不能成立的;第二,说社会道德规范富有理性或由理性主导是一回事,而每一个个体如何履行社会道德是另外一回事。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出自于纯朴的“良善情感”还是出自于对于人生价值、社会理想的理性认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仅仅是他个人的事情,并不影响整个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由社会理性主导。
                                                           四,关于道德哲学的研究方法问题
    人类的道德行为属于人类精神生活领域,属于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范畴。我总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人类精神领域的科学探索和哲学研究,是否能将物理世界的科学、哲学研究方法直接搬过来用呢?我以为不能,其理由如下:第一,比如对物理世界的研究,可以追寻它们的本原,追寻它们微观世界的最小构成单位,而只要建起物质世界最小构成单位运动规律的“元理论”,就可以在此基石上构筑起整个相关事物发展规律的理论大厦。比如我们只要掌握了原子、电子、质子、基本粒子这些最小单位的运动规律,就基本上掌握了物理世界运行的整个规律。同样,掌握了细胞、基因、染色体这类最小构成单位的活动规律,也就总体把握了生命的奥秘。但这种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在人类的精神生活领域中能否行得通呢?我以为根本行不通。因为在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你根本找不到诸如原子、电子、元素、基因、细胞之类的最小构成单位,即便有,也绝不会像物理世界那样能够对微观世界中最小构成单位进行单项分割以至无穷。我想,人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基本元素”、“最小单位”即便有,那也是多项并存,互动变幻,以至无穷。因此,要想在人类社会的各个发展领域尤其是精神活动领域找到其微观世界中的“原子”、“电子”、“基本粒子”来构建“元理论”,再以“元理论”构筑社会科学和人类精神生活整体规律的理论大厦,无异于痴人说梦;第二,我们可以将人类精神活动或心理活动中不同性质的“元素”、成分、方式、内容区分开来,比如将理性和感性、认知能力和情感活动、意志和情绪、想像力和观察力、仇恨和友爱、善念和恶念等等区别开来,但是这样的区分和对物理世界内部各个层次运动方式、性质的区分是有本质区别的。对于后者来说,任何一个层次的运动方式,其内容、性质、规律都是有严格界定的,各个层次运动方式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也是有一定的规律的。比如物理世界基本粒子的运动方式,电子的运动方式,分子的运动方式,直至机械运动方式,都是层层递进,步步井然,其规律的连锁,关系的勾连,作用的互动,都界定分明,一目了然。再比如在人体生命科学中,其“因果链条”也清晰可辨:你可以直接从大脑不同的活动区域找到人体相应部位的生理功能,可以直接从基因的缺陷找到相应的病症,也可以从染色体的组合规律找到胎儿性别形成的终极原因。但是,在人类的精神活动领域,是否有这样清晰的因果关系呢?你能否断言人的每一种行为和主观愿望,都产生于人类精神活动中某种最小构成单位,某种单质的“原点”,某种“原”元素呢?你能像探索物理世界那样,在人类社会活动和精神活动领域找到导致人类各种欲望、行为产生的“单项元素”和“分层运动”之间关系、规律、作用互动中的清晰边际和不同属性吗?
    我以为根本不能。我以为,人类社会的任何活动尤其是精神活动中任何行为和欲望的产生,都是我们在书斋中分类出来的那些“单项元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单项元素”在构成人类的某些行动和欲望中的主次、先后、内外、上下的位置和作用,在每一个具体的情境中都是不同的,其组合的“范式”并无固定规律可循,且千变万化,变幻无穷。更重要的是,作为人区别于动物世界的本质属性之一——认知理性,实质上贯穿于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之中。这个“理性”,当然包括人类理性发展的各个阶段,包括感性认知和理性认知。因此,人类的各类情感活动和意志、欲望的生成不可能离开感性认知的同构。比如,一个人的利他行为,在产生于“良善意志”的同时,也产生于他对某种人生价值的感性认知;一个对他人产生仇恨的人,至少对他和仇家之间的利害关系有着清晰的感性认知。而每一个人道德行为产生的具体情境是千差万别的,是各种心理“元素”的综合结果:其中究竟是情感、冲动为直接原因,还是某种欲望为直接原因,抑或是认知感性或认知理性起决定作用,是根本没有固定规律可循的。比如我们在电视剧中常看到一个共产党员为掩护战友牺牲自己,他的这种“利他”的道德行为究竟直接产生于他对革命理想的理性认知和坚定信念,还是直接产生于在同生共死斗争中和战友同志结下的深厚情谊,抑或直接产生于他与生俱来富有同情心的“良善意志”?你分得清吗?但至少有一个结论是肯定的,他的自我牺牲是多种精神“元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然包括这三种“元素”。因此,在人类道德领域,如果认为可以在人性向善中的某种“原点”或单项的“原元素”上建立起道德的“元理论”,从而以此为基础构建人类伦理道德规律的理论大厦,可能仅仅是一厢情愿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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