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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应该有一个怎样的“统一定义”?(一)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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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应该有一个怎样的“统一定义”?(一)

哲学应该有一个怎样的“统一定义”?
                                                      ——读韩东屏教授《我说哲学》一文有感
    读韩东屏教授《我说哲学》一文之后,才知道“全球”哲学界对哲学是一门什么学问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我不是哲学家,最多是一个哲学业余爱好者,哲学知识当然没法和专业哲学研究者韩东屏教授相比。但奇怪的是,自从我接触一些零星的哲学知识开始,我心目中就始终对哲学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哲学是一门关于人类认知规律的专门学问。这个定义如同“哲学是认识论”一样,显然作为“陈旧”的观点被韩教授排除在“哲学统一定义”之外。但反观韩教授自己创立的哲学定义,即“哲学就是在用超验思辨的方法探索科学未答问题所形成的学问”,总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当然,作为一名业余哲学爱好者,在关于哲学的专门知识和学养上,我是绝难和国内知名哲学家韩东屏教授相提并论的,但我仍想把自己的不同看法讲出来,以求教于韩教授。
                                                              哲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我以为,如果要对哲学下一个统一的定义,那么这个定义一定要真实而精准地反映出哲学这门学问的本质。那么,韩教授的哲学定义是否能够反映哲学的本质呢?我们先“重温”一下韩教授的定义:“哲学就是在用超验思辨的方法探索科学未答问题时形成的学问。简之,哲学就是研究科学未答问题的学问。根据这个定义,哲学的对象就是科学未答问题,而哲学的使命就是回答科学未答而人又要追问并希望有所答案的问题。通俗地说,凡是科学未研究回答的问题,就是该哲学思考的问题。”在这个定义中,仅仅概括了哲学思考对象的范围,而没有说出哲学研究自身的本质是什么。如果仅仅用“超验思辩”这一条划定哲学的本质,那是说不通的。因为不仅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而且在文学创作或艺术创造中,往往也需要“超验思辩”。比如自然科学对微观世界的把握,光凭经验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以抽象思维或“超验思辩”加以把握。也就是说,如果仅仅规定出哲学研究对象的范围而不同时规定出哲学研究本身的性质,那么这样的定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科学研究“未答问题”的范围实在太广了,而试图对这些“未答问题”染指的“学科”也实在太庞杂了,比如对于“人到底有没有灵魂”这个问题,人体科学是断然不敢下一个肯定或否定的结论的,但“神学家”或教育学家均可以他们不同的“超验思辩”作出肯定的回答,那么他们是否就成了哲学家呢?
    当然,作为哲学家的韩教授不会犯这样简单的错误,他对所谓科学未答问题的范围终究进行了规范,不妨来看看:“我的哲学界说中的所谓‘科学未答问题’,包括三种所指:一是指历史上曾经没有对应科学研究的问题。如,经典物理学出现之前的物体运动问题、现代物理学出现之前的最小物质结构问题、现代生物学出现之前的生命本质问题、现代宇宙学出现之前的宇宙起源问题,等等;二是指科学在目前还回答不了但以后有可能回答的问题。如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问题、由每个时代的人类思维和实践不断提出的具有因果关系的综合性问题之类;三是指科学肯定且永远也不能研究的问题,即前提性问题、超验性问题、反思性问题和价值性问题。这四类问题均属‘形上问题’或‘形而上的问题’,即有形对象之上的问题,它们都是哲学研究的世袭领地和永久家园。”
    我们发现,这“三种所指”例举的所有问题,都回归到了“人类认知规律”这个哲学的本质上来:第一种所指可归结为“本体论”,即对宇宙起源、世界共同本质的追寻;第二种所指和第三种可归纳对世界发展包括人类发展一般规律的探索和对人类认知能力本身的哲学研究。也就是说,这“三种所指”统统没的摆脱哲学大家们“将普遍性作为哲学本质特点”的定义。问题是,韩教授一方面在“三种所指”中将所有“例举”规范在哲学的“形而上问题”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在其上文对将“普遍性”作为哲学本质特点的“定义”的反驳中,又援引了超出这个范畴的许多例证,因而至少在表述上弄出自相矛盾的混乱。比如他例举的所谓“物理哲学、化学哲学”,就和他关于哲学的那个定义矛盾:物理化学是典型的自然科学领域,它们回答的问题显然不属于“科学未答问题”,如此,哲学又如何去染指?又如何形成“物理哲学、化学哲学”?如果是指物理化学还没有形成独立学科,哲学家们仅仅是研究有关物理化学的零星知识时,那么所谓“物理哲学、化学哲学”更不能成立的。专门的学科还没有形成,又如何以没有形成的学科为哲学命名呢?这一点,韩教授的哲学定义无法自圆其说。
    实质上,我以为,那些哲学前辈和哲学大师们对哲学所下的定义,是精准而深刻的,正如韩教授所言,尤其恩格斯的“定义”更为明确完整:“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当然,其中的“科学”应该改为“学问”。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恐怕出在韩教授对所谓“普遍性”、“普遍规律”的理解上。
既然哲学研究的“基准点”瞄准的是事物的“普遍性”,那么,这个普遍性就和“特殊性”相对应,就像“一般”和“个别”相对应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哲学研究的根本性质,是不断“扬弃”认知对象的特殊性质和具体内容,找出其中的普遍规律。也就是说,哲学根本不在乎认知对象的具体规律,而在乎它和其它事物甚至和整个世界共有的本质、规律和“共相”。说白了,哲学所折射的,就是人类面对眼前世界所产生的“打破砂锅“纹”(问)到底的强烈的好奇心,说得更“白”一点,就是哲学拥有找到整个世界甚至宇宙发生、发展的终极原因的勃勃野心。而这个终极原因,当然也是万事万物生成兴亡的根本原因,这个根本原因虽然孕育了万事万物和整个世界甚至宇宙,但它又扬弃了万事万物所有的具体内容和特殊形态。
    我们不妨举个例子。古希腊第一“哲人”泰勒斯首先提出了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问题,这无疑是一个纯哲学问题。他认为“万物源于水”,水不仅是整个世界的总根源,而且是万事万物生成发展的根本原因,因而水是世界发展的“普遍性”或万事万物共同的本质,但水又“扬弃”了万事万物的具体形态、具体内容和特殊规律。但无论泰勒斯的“水”本原论还是赫拉克利特的“火”本原论,都是从万物的流动不止、生生息息的共同特性上勾勒“本原”说的,而从宇宙万物构成的最小的不可再分割的基本单位或基本元素去勾勒“本原”说,则达到了另一重哲学境界。同是古希腊的哲学家留基伯和他的学生德谟克利特提出的“原子论”,则属于追寻宇宙万事万物产生发展的“终极原因”的最高意义的哲学思考。因为宇宙万物的共同特性,如不断地处于运动之中,不断地生成、发展和灭亡,也可以从构成宇宙万物的最小的不可再分割的基本元素或基本单位中找到全部终极原因和密码。我们看到,两千多年前诞生的关天“原子说”的伟大哲学猜想,已经被现代自然科学完全证实。而现代自然科学对物质最小单位原子内部构造和运行规律的发现及其科学推论,,至少几乎可以说明宇宙间所有无机物质和有机物质生成变化的“终极原因”,并可以此推论宇宙的起源和生成,推论地球及其太阳系的起源和生成。但是,是否像韩教授那个哲学定义所说的那样,当现代自然科学基本或只能说部分解决了物质构成的最小单位问题、亦即世界的“本原”问题后,哲学就应该退场了呢?不,哲学在现代原子论面前并没有退场,仍在坚守它独特的哲学追问:第一,现代自然科学发现的“原子”及其内部构造,是否已经是物质的最小“单元”了?可以不可以再分?这是一个重大而典型的哲学命题,现代原子论根本无法绕过;第二,是否发现了物质的最小单位,就意味着弄清并掌握了物质世界的全部历史进程,比如宇宙、太阳系、地球的全部生成、变化、发展的真相和历史全貌?根本不可能!两者之间的距离,几乎等于两颗恒星之间的天文距离,中间堆积着一望无际、无穷无尽的“杂多”,蕴藏着无数哲学范围内的“普遍性”命题,比如时间和空间的本质及其两者之间关系的本质,有限和无限之间的关系和本质等等。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包括天文学的每一个重大发现,都可能给哲学提供新的命题;第三,至少在地球上,无机物质和有机物质的生成历史,是一个延长的链条:如果说有机物是由无机物在特定的地球环境中生成的话,那么,在同样特定的地球环境中,有机物还生成了生命,进而由低等生命孕育、生成了高等生命,直到生成了会劳动、会思维的高等生命,而正是这根延长了的链条,为哲学拓展了难以想象的广阔空间;第四,关于人类认知的生理构造及其特殊能力和认知过程、认知方法、认知环节的层出这穷的哲学猜想和哲学命题,是需要现代科学的不断发现来提供“实证”支撑和理论根据的。
   总而言之,哲学关心的只是诸多事物的共同本质、终极原因、普遍联系,它总是“扬弃”掉事物的特殊形态、内容、性质、规律。因而哲学所用的术语、概念、范畴、语言符号,既整个“话语体系”都是和科学根本不同的,可以用八个字概括:高度抽象,大而化之。比如“本原”——直指一切事物的终极根源;“存在”——顷刻“扬弃”了万事万物的特殊属性,成为它们惟一的属性;“主体”——成为人类中一切认知着、思考着的人们的统一指称;“客体”——所有“主体”的一切“身外之物”;“大自然”——舍弃了山川森林、江海河流的一切具体属性和具体形态,成了整个自然界作为人类认知对象的高度抽象概念。
                                                                   哲学体系的三大板块
    我以为,如果以“关于人类认知规律的学问”这个统一定义为核心和链接,那么构成全部哲学体系的有三大板块:第一板块,人类对整个世界(宇宙)或所有认知对象的本原、共同本质、共相、普遍联系的探寻、认知。即所有这一类型或性质的思想探索和思辩性质的认知,都包括在哲学的范围之内;第二大板块,对人类认知能力本身的原理、构造、性质和本质,一句话,对人类认知能力本身真相的探寻、思考、追问、验证的所有理论,都包括在哲学研究范围内;第三大板块,关于人类认知能力和人类所有认知对象之间在认知互动中生成的一切关系、内容、规律、性质和本质的理论研究和思想探索,都属于哲学的范围。如果以所谓哲学四种基础“元”理论和这三大板块对应,那么存在论对应第一板块,认识论对应第二板块,方法论和价值论对应第三板块。
                                                          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及哲学谱系的构成和走向
   正如韩教授所说,科学是离哲学最近的学问,两者关系密切,但哲学不是科学。那么,科学和哲学之间的区别和关系究竟怎样,将直接决定着哲学谱系的构成和走向。在引述了前人关于哲学和科学之间区别的一系列论点之后,韩教授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不过,在科学与哲学的众多差异中,要说其中的根源性差异,还是方法的不同,其它的不同,则均由不同的方法派生。科学方法从本质上可以概括为经验实证,即广泛运用观察、测量、实验和调查等手段获取研究对象的感性材料,经理性加工,主要是依靠归纳法进行总结,并力求引进数量概念和数学方式进行理论描述,使之上升为科学理论或科学假说或科学预测,再用观察、测量、实验和调查等手段去加以验证。正因科学理论源于对经验事实的提炼,并被经验事实验证,科学成为求真的事业,负责向人们提供真知、真理。哲学虽然也向人们提供知识。但以上所有这些做法几乎都是哲学所没有的。哲学不作观察、不进行实验,不搞调查,不收集事实,也不用甚至鄙视归纳法,至于引进数量概念和数学描述方式虽偶有尝试,如笛卡儿的的《哲学原理》、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之类,却未成表述范式。哲学的方法是超验思辨,这种方法不从经验材料出发,而是在沉思中发现并提出令人惊异或费解的问题,然后通过构造超验的或没有经验对应物的概念、范畴或原理来对问题进行辨析、解释,并在不断推进的辨析解释中演绎出更多的概念、范畴和推论,从而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试想古今中外各位哲学大师的学说或各种原创性哲学学说,哪个不是这样建构的?”
    其实哲学和科学的“本源性”区别,根本不在于方法的不同,而是研究的目标、目的、方向的不同,而正因为最终目标的不同,才导致出研究方法的不同。至少在存在论意义上说,科学研究的目标始终盯着每一个认知对象具体的真相、具体的性质、具体的结构、内容和特殊的规律,而哲学研究的目标则定位在每一个认知对象的“本原”、和其他认知对象共有的本质、共相、规律、内在联系等等。比如,如果说“运动”是所有认知对象共有的本质特征和存在方式的话,那么,研究万事万物或整个世界怎样在运动中生成变化兴衰存亡的一般的、普遍性规律,就是哲学的任务。一个化学家研究化学反应的特殊规律,必须从认清每一个化学元素的结构特性开始,并须进行无数次化学公式的演算和化学实验进行验证,从而弄清化学元素各种组合、反应的全部真相,但哲学家的目标根本不在这里,他研究物质运动的一般规律,比如事物矛盾运动中的两个对立面,是如何既对立又统一的,人的认知能力能否真的抵达事物的真相和本质等等。因此,只有弄清哲学和科学的根本区别,才能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
    我以为,哲学和科学之间关系的本质特征,有如下几点:第一,在人类远古文明时代,由于哲学和科学都没有作为独立学科出现,因而两者共存于人类对知识领域的最初探索中,是不奇怪的。但是从两者的混杂状态之中,也可看出哲学和科学的分野之处。举凡对认知对象提出本原性、普遍性、共同“规律”问题的,就已经属于哲学思考,而力求弄清每一个认知对象具体性质、内容、真相的,就已经是科学探索的萌芽;第二,由于哲学探索的目标存在于每一个认知对象的具体形态、具体内容、特殊规律之中,因而,科学在每一个领域出现的重大突破,都在验证着哲学的某些结论、猜想和成果,或者推动着哲学向新的领域进军,因此,科学真理的发现永远是哲学发展或哲学创新最有力的后盾;第三,但是,任何哲学新理论新学说的构建,肯定不是哲学家们在一一亲历相关科学研究的具体过程之后才进行的,他们也不需要这样做,哲学内容的发展是哲学家们在前人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事物现象的进一步观察和高度的抽象思维、理论思维实现的,它“链接”的对象不是科学研究的具体成果和科学思维本身,而是前人传承下来的哲学研究成果和哲学思维;第四,对人类认知能力和认知过程本身的真相和奥秘进行探寻,是哲学的根本任务之一。这种探寻可以在人类所有活动的一切领域中展开。但是,由于人类的认知能力在科学发现领域比在其他任何领域都更能抵达认知对象的真相和本真状态,或者其科学发现在大部分场合可以通过实验或“实证”加以验证,或者可以“证伪”,因而可以从多重角度证实人类认知能力的各种功能的可靠性,因而在对人类认知能力本身进行探寻的整个哲学坐标中,科学领域始终占据核心或领先位置,可以这样说,几乎每一个重大的科学家发现,都可以令哲学家们在“方法论”这一哲学“元基础理论”方面实现某些甚至新一轮的“破旧立新”、“添砖加瓦”;第五,当然,人类科学发现的路径和人类对自身认知规律进行探索的路径可能会产生若干交集,但两者从根本上说就是两回事,不可能长时段地或者永远重叠。对于前者而言,人类在足够的知识储备、成熟敏锐的思维能力及其认知手段不断更新的情况下,可以势如破竹地大面积大规模地抵达事物的真相。而对于后者来说,由于人类对自身生理构造的未知领域太多,因而对于人类认知能力和认知对象之间究竟存在着哪些障碍,在两者互动之中双方是否能够达到真正的重合,或者这样的重合能够达到什么程度,似乎是一个永远无法彻底破解的谜底。而这样的谜底随着人类认知进程的拓展,会派生出无数个扑朔迷离的谜面。哲学徜徉于这些谜面之间,也会同步派生出无数个命题。而这样令人尴尬的状态,也许永远无法结束,是永恒的。
    在基本弄清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之后,我们就可以探讨一下:哲学作为人类一门独特的思辨学科,在它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有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谱系”?我想应该是有的,或许已经有哲学家们对其做过专门研究,笔者孤陋寡闻,对其一无所知。但对于现代哲学体系的基本架构,却早有定论。这里不妨摘录李德顺先生《新价值论》的一段,可视为对哲学体系基本架构的经典解释:“从现代的观点看来,划分和确定一种哲学理论体系的结构,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角度或逻辑标准。这就是:(1)按对象领域来划分。‘哲学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的概括总结’。据此,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就包括自然观、社会历史观和思维观三大方面。(2)按元理论分支来划分。迄今为止,整个人类在哲学上已经形成的元理论分支,在国际上通常都概括为四个方面的基础理论: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3)按学说立场、观点的派别来划分。这样的分类就有许多种,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等等。这是最现实的、综合的划分。通过这种划分,我们可以具体地判断一种哲学的性质和倾向如何。”既然每一种哲学都内涵着这同一模式的架构,那么就可以推断:这也是人类整个哲学体系的基本架构。
    如果以这个基本架构为坐标勾勒哲学的总谱系,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哲学所面对的三大研究领域: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精神活动或思辨活动;也就是说,这三大研究领域构成了哲学总谱系的三条总纲。那么,三条总纲下面的各项分支诸如“目”、“科”、“项”,又是如何“演化”出来的呢?实质上,只要弄清楚哲学谱系中这三条总纲是怎样“演化”出来的,就会弄清总纲下面的各项分支是如何按照同一规律派生出来的。从直观上看,哲学的三大总纲一眼看上去就是性质迥然不同的领域,但如果进一步追问这三个领域对哲学研究而言为什么性质不同,不同在哪里,而自然科学中的化学、物理、生物、数学诸领域的性质也有所不同,社会科学中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诸领域的性质也有很大区别,为什么将它们分别归入同一领域呢?根本的答案就在于:哲学研究领域的分类或哲学谱系的构成,是由研究对象中各个领域或分支的“终极本原”、或最小的、不可再分割的“元单位”是否一致或能否通约为划分边际的。比如在自然界,无论是无机物还是有机物构成的任何物体,它们的终极本原和不可再分割的“最小组成单位”都是原子,因而同一“本原”的自然科学领域在哲学研究面前就可以“归类并项”,合成一个共同的哲学研究领域。就是说,哲学不需要针对具体的“化学领域”、“物理领域”、“天文领域”再细分哲学研究的分支,因为这些领域认知对象的终极“本原”是一致的,或者是可以通约的;但是,由有机物演化出来的生命,它的本原和不可再分的最小组成单位就不是原子了,而是DNA,是基因,是细胞,是遗传密码。因此,从理论上说,生命领域理应同样成为哲学的一个专门研究领域,即生命哲学。但是,从生命机体的纯生理构成而言,它的本原和最小元单位仍然是自然界的衍生物,不过是有机物质的更高一级发展而已,仍可归类于自然界,但当生命的发展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最终产生出以劳动和理性为标志的高等生物即人类之后,由人类组成的社会生活的“本原”及其“最小元单位”,不仅和“原子”,而且和“DNA、基因、细胞”大相径庭了。因此,将人类社会作为哲学研究的独立领域划分出来,是必然的,天经地义的;那么,人类的思维活动为什么也要从人类社会划分出来,成为哲学研究的独立领域呢?有三个原因:其一,人类大脑的思维活动虽然也是一个生理过程,或许可以用大脑内部的功能分工或某种“神经元”的生化反应来解释思维活动的产生原因和过程,但问题在于:人类思维活动的生理过程和这种思维活动的丰富内容,有着天壤之别,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产生思维活动的生理规律和思维活动本身的内涵和规律,几乎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和内在关联,行善和作恶的念头在大脑产生的过程,其生理机能是一样的,如果以为破解了思维产生的生理奥秘就可同时破解思维内容的奥秘,那会让人把大牙笑掉。可以这样说,你破解了原子的奥秘,也就可以说掌握了自然界物质生成变化的一般奥秘,同样,你破解了基因、细胞的奥秘,也就掌握了生命肌体“生老病死”的基本生理过程。但是,你是否能找到人类思维过程中的某种“本原”或“元单位”,从而掌握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和具体内容吗?显然不能。因此,其二,人类思维活动的“本原”或“元单位”是什么,就像人类社会活动的“本原”或“元单位”是什么一样,至今无解,但可以肯定,人类思维的“本原”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本原”尽管可能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但两者肯定不是一回事,也不可能通约;其三,作为哲学研究的三大板块之一的人类认知能力之谜,就属于人类的思维活动领域。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本原相同,可以通约,是归并哲学认知对象各领域的依据,也是哲学谱系划分的依据;第二,如果一个对象系统(领域、区域)的本原或最小的、不可再分的“元单位”无法和任何其他对象系统的本原和“元单位”一致或通约,则哲学就会将其“单列”为自己的专门研究对象;第三,举凡那些“本原”和“元单位”还没有被认知主体弄清楚的认知对象系统和领域,哲学均可将其“单列”出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如此,哲学谱系的构成、变动和走向,便可呈现出一幅比较清晰的图谱:举凡其“本原”和“元单位”处于宇宙物质“演化”链条低端的认知对象,其“内域”空间对世界和整个宇宙的覆盖“面积”就越大,普遍性也就越广泛,因而被哲学“归类并项”的“领域”、“种类”就越多,规模就越大。比如整个自然界中的各个领域都可以被哲学归类并项,诸如物理、化学、数学、生物等等领域,均可以被哲学合并为一个认知对象;举凡其“本原”和“元单位”在宇宙物质“演化”链条中位置越高的认知对象,其“本原”、“元单位”可以“归类并项”的“同类”就越少,其空间领域就越狭小;因此,哲学谱系的基本走向是:对第一哲学领域即自然界各学科的分项,将越分越粗,越分越少;而哲学对第二领域的人类社会和第三领域的人类理性及思维的分项,将越分越细,越分越多,会不断涌现出新的家族和成员,比如社会、政治、经济、道德伦理、历史、经济、文化、语言、教育、心理、思辨、艺术、审美等等,均可能成为专门的哲学研究领域,其中一些已经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另外,在这张哲学图谱上,还会出现两个特别令人注目的基本走势:第一,针对第一领域——纯物质自然界的独立的哲学研究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它们最终的归宿总是“回归”到对人类社会自身的哲学研究。因为至少整个地球上大部分大自然景观,已经被人类改造得面目全非了,你已经很难找到原汁原味、沌然如初的“本真”的大自然了。你看到的那一片果林,早已经过人工嫁接、人工杂交——体现出人类的“旨意”,你观赏的自然景点,还有几处没有经过人类审美情趣的精心打理,留下“人工”的痕迹呢?一座矗立在你面前的摩天大楼,对你来说是纯粹的“客体”吗?不!它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其造型的每一根线条,装饰,都浸润着建筑设计师的创意和审美理念。因此,你面对的“大自然”,你面对的“物质世界”,除了人工无法企及的,恐怕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已经成为人类运用大自然“质料”进行创作的主观作品,甚至地球上大自然自身的运行变化,也时常受到人类主观意志的干预而不得不改变其原有的轨道。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是大自然中生物进化的客观轨道吧?然而,当今有多少濒临灭绝的物种,是由自然淘汰的规律支配、而不是由于人类利益的蚕食与围剿面临灭顶之灾的?因此,当今面对人类生存环境中的“物质运动”或“大自然”的发展规律及“趋势”的哲学研究,你怎么可能仅仅停止在所谓“客体”层面,怎么可能不回归到人类社会自身呢?第二,几乎所有哲学难题,都会通向第二哲学领域和第三哲学领域,尤其是第三哲学领域,而所有的哲学难题,极有可以围绕价值哲学命题展开。其依据是:人类的存在,才是地球上一切存在中的最高存在,而价值哲学的终极命题,则是围绕人类存在的终极追问: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和终极意义是什么?人类的存在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归宿?这个问题,下文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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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应该有一个怎样的“统一定义”?(二)

中国有没有哲学?
    这个问题的提出,当然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在里面。今天的中国,无疑是有哲学的,因此这个问题所特指的是中国古代文明有没有哲学?这个问题,不仅和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有关,而且和哲学的起源有关。而韩教授对这个问题的有关表述,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韩教授说:“人类神话时代之后的早期文明,尚无哲学,亦无科学。不过那些后来被称作哲学家的人,已经开始思考人类关注的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一点在古希腊文明那里表现的尤为典型。”那么,被后世称为“哲学家”的古希腊学者,究竟算不算“哲学家”呢?他们思考的问题,算不算“哲学”问题呢?在这个矛盾面前,韩教授只好含糊其辞:“如作为‘西方哲学第一人’的泰勒斯,不仅研究世界的本原,也研究天文、数学和政治问题,据说他曾准确预言过公元前585年5月28日的日食。其后的毕达格拉斯学派、爱利亚学派和恩培多克勒、苏格拉底、柏拉图也是将思想的触角到处延伸。学园派的亚里士多德,更是一位对物理、生物、逻辑、心理、政治、伦理、经济、文学、形而上学都有研究的‘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而亚氏以后的伊壁鸠鲁和斯多葛学派,在这一点上那个也与亚氏一脉相承。大概正因为古希腊时期总有那么一些对什么问题都喜欢苦思冥想、刨根问底的人和社团,所以毕达格拉斯才创造了‘爱智慧’(Philosophy)一词来称谓他们事业。这个词很快被当时的人们接受沿用,并在后世逐渐演变为‘哲学’的专称。”总之,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判断,先说神话时代之后的早期文明既没有哲学,也没有科学,后来又说那时侯一些好刨根究底的人已经在思考有关哲学的问题了,能否这样理解,韩教授认为古希腊各位学者思考的问题虽然汲及到哲学的内容,但至少不属于“标准”的或“正宗”的哲学,而这些学者也只是后来才被人们称为“哲学家”的,但实际上是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的。当然,如果说古希腊文明是人类哲学的源头,也还说得过去。那么,按照韩教授“人类神话时代之后的早期文明,尚无哲学,亦无科学”的认定,中国先秦出现的诸子百家,也同样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哲学家了。奇怪的是,韩教授在下文中又认定中国不仅有哲学,有哲学家,而且中国古代哲学的“品位”并不比西方古典哲学低。请看:“中国传统学术虽然不重自然、世界本原,无主客两分,也没研究多少催生自然科学的问题,并不具有西哲的认识论传统,但公认的它对人性、人道、伦理、人之意义、天人关系等问题的偏爱表明,中国古代不仅有哲学,而且研究的问题恰恰更有哲学性,因为它们或是属于哲学永久家园的价值问题,或是属于将来也恐难被科学接手的问题。”
   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有没有哲学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的性质等问题,我提出自己的三点基本看法,供韩教授参考:第一,举凡当人类将他们面临的世界或事物当做认知对象进行“理性”思考、并提出其中“普遍性”问题的时侯和地方,哲学就产生了,因此,最早的哲学源头应该产生于人类的神话时代或宗教之中,因为无论是各类神话还是各类宗教,都表明人类开始将他们面临的整个世界——包括大自然和人类社会自身,当做认知对象并对其“普遍性”进行“认知”了。也就是说,哲学并非“起源”于人类认知开始大规模大面积抵达认知对象深层次的真相和本质的时代和地方,而是“起源”于人类开始将他们面临的世界当成认知对象进行认知的时代和地方。尽管“哲学”的产生离人类近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形成还有一段漫长的时间,尽管人类认知的一大半历史或哲学的一大半历史,都处于人类认知能力还不能突破性地抵达认知对象真相和本质的蒙昧混沌状态。而这种“蒙昧混沌状态”恰恰是人类认知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必然阶段和环节;第二,关于“人性、人道、伦理、人之意义、天人关系”等“价值范畴”内的哲学探讨,并非中国古代文明独有的“哲学”偏好,古希腊哲学中也有同样价值问题的思想探索,而且恐怕更深刻一些,比如苏格拉底就说过:“‘我个人献身为你们从事最伟大、有益的服务,我力图规劝你们每个人不要多想实际的利益,要更多关注灵魂和道德的改善’。他认为,追求灵魂的改善,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这种真正的幸福就是提醒人的道德的善的使命,每个人的人生职责就是审查自己的生活而趋向善。”(王重锴:《浅析古希腊文化中的伦理道德》);第三,中国诸子百家时代的古典或“传统”哲学和古希腊哲学的重大区别,当然包括“不重自然、世界本原,无主客两分,也没研究多少催生自然科学的问题,并不具有西哲的认识论传统”等等,但根本所在,就在于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政治哲学,而且是一种“政治本体论”哲学,而中国传统道德伦理哲学是从其“政治本体论”哲学中派生出来的。而古希腊哲学中虽然也有政治哲学,比如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论,但古希腊的政治哲学在总体上来说还没有达到“本体论”的哲学“境界”,比如亚里士多德虽然对多种政体进行了比较,并“筛选”也他认为最好的政体,但他并没有将这样的政体上升到“普遍性”的“高度”。笔者不才,不妨说说中国传统哲学属于“政治本体论”的主要理由。  
    老子和孔子无疑是中国先秦时代最杰出的两位哲学家,应该说,老子和孔子所选择的哲学命题是一致的,即以“天”、“天道”为思考对象。实质上,两者同是对世界“本体论”的哲学探究。但这种“本体论”既不是纯粹自然界的“本原”探索,也不是纯粹人类社会的“本原”探究,而是从自然界的“本原”推演出人类社会及其政治制度、伦理道德的“本原”。不仅如此,两者的研究目标,都是以从自然界的本原推演出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的“本原”为着重点和核心价值。这样,对自然界本原除了一些想象猜测外,只是“虚晃一枪”,并非像古希腊的哲学家那样真正当成一回事。因此可以断定,无论老子还是孔子的哲学思想,其性质都是一种政治哲学和道德伦理哲学(顾准早就下过这一论断)。
    但是,相比孔子而言,老子对大自然“本原”的哲学思考,处处闪烁着天才的智慧火花,他对大自然自身发展规律的一些猜测和“想象”,充满惊人的洞见和伟大的哲学精神,至今仍然不朽。我以为,老子的《道德经》中有几章对宇宙起源、世界本原、万事万物发展的规律的看法,极为深刻,充满哲理。比如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译文是:“在产生天地之前,有一个混然一体的存在。寂静啊,空虚啊!独立自在,永不改变。普天运行,永不疲倦。称得上是天地万物的母亲。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姑且写作‘道’,勉强起个名字叫‘大’。大,便无限飞逝,飞逝而致远,至远而回返。所以道为大,天为大,地为大,人也为大。宇宙中四个为大的,人是其中之一。然而人要以地为法度,地以天为法度,天以道为法度,道以他自身为法度。”也就是说,在老子看来,所谓“道”,就是宇宙万物的本原。而这个本原,就是世间万物产生之前的“太初”状态,或“混沌”状态,就是“无”,而一切的“有”,都是从这个“无”或“一”产生出来的。实质上,老子的“道”仍然是一种超然并凌驾于宇宙万物之上的绝对精神,是支配万物生灭变化的主宰,是产生世间万象而又复归于斯的本源。“无”和“道”之所以能无所不在,主宰万物,还不仅在于它能生出万物,变化万物,更重要的是它能支配着万物顺着它指定的轨道复归于无,也就是复归于事物的原生态。因此,不仅“天”、“地”而且人,都以“道”为法则。
    应该说,从“无”生出“有”,“有”再复归于“无”,是宇宙起源和运行的最一般的法则,也是一切事物产生、发展、灭亡的最一般的规律。老子在那个时代对这个最高哲学命题之一领悟、洞察得那样透彻、准确,的确非同凡响。但是,老子关于“道”的哲学命题是紧紧围绕他的政治哲学命题打转的。因而当他将关于宇宙“本体论”的哲学原理运用到他的政治哲学上来时,便大打折扣,破绽百出,贻笑大方。
     老子和孔子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其性质都属于“政治本体论”范畴。何为“政治本体论”?即这种哲学理论认为,人类政治生活和政治制度,有一个由起源、本原和具有终极价值意义的归宿构成的“本体”,这个“本体”体现着人类社会最高正义和根本的、永恒和谐的人类政治生活、政治制度范式,表现为一个人人都可获得平等和幸福的政治共同体。说白了,就是一个天堂般的大同世界。那么,对老子和孔子而言,他们各自的“政治本体”或最高的政治理想是什么呢?在老子那里,这个政治本体或“大同世界”就是“小国寡民”,而在孔子那里,这个“政治本体”或“大同世界”就是西周分封制。
    老子和孔子这两个不同的“政治本体论”,实质上是为解决同一个政治难题而诞生的,这个政治难题就是中国上古社会持续千年的诸侯(方国)割据、征战兼并局面。毫无疑问,这种长时期的战乱局面所造成的社会灾难、人民痛苦,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难以破解的、希望渺茫的政治难题,同时也形成了当代知识群体最大的“痛”。如何破解这个难题,怎样的政治范式和制度设计才能一劳永逸地结束这种局面,以赢得永久的和平,正是所有知识群体面临的核心命题。中国的政治哲学,正是在这种政治局面下应运而生。而在老子看来,远古时代的“小国寡民”社会,就是人类政治生活和国家体制最朴素、最纯洁的“太初”状态,就是既无内斗又无外争的政治“本原”,就是人类最理想的大同世界,就是那个生出一切“有”、而一切“有”又必然复归于斯的那个“无”。最后,就是“道”在人间的呈现。但老子的“小国寡民”或“道”是否就明确所指那种还处于混沌原始状态的氏族部落联盟或刚刚向国家转化的所谓“方国”呢?不,老子的哲学思想中并没有明确所指哪一种政治制度和国家形态,这就是老子的“道”和孔子的“天”最大的不同之处。老子对“小国寡民”社会理想的描述,仅仅是一种象征,一种寓意,一种抽象的哲学范畴。
     然而,在宇宙本体论问题上,儒家和道家是有区别的。在老子那里,“道”是宇宙的本原,是生出万物包括天、地、人的“一”,而在儒学那里,“天”则是世界万物的本原、主宰及其运动发展的总规则,所谓“天道”不过是“天”的运行之道——“阴阳之道”也。即天的具化,是潜藏在万物之中代表着天的意志操纵着万物生成变化的具体规律和秩序。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既然“天”生万物,人也是其中之一,那么作为“天”的运行法则、秩序和规律的“天道”,在人类社会的政治构成、秩序构成、道德伦理构成中是如何体现的、或者其表现的“具象”是什么呢?
     在谈这个问题前,应该指出的是,所谓“天”的形而上意义在儒学的历史渊源中并非始终如一的,它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最初的“天”在人们的理解中和大自然的“天”并无二样,后来的“天”和统治者权力的合法性挂起钩来,变成一个“至上神”,成为“帝”、“天帝”,是一位能呼风唤雨、主宰人间政权更迭、历史兴替的人格神,到了孔子时才被形而上化,成了宇宙万物的本原。郑淑媛女士在《先秦儒家天道观的演化及其特征》一文中,摘录了1993年从湖北荆门郭店一号墓出土竹简中关于儒学“天”、“天道”的几段文字,颇有意味。其中有如下“警句”:“圣人知天道也。(《五行》)”;“天施诸其人,天也。(《五行》)”;“有天有人,有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穷达以时》)”;“夫圣人上事天,教民有尊也。(《唐虞之道2》)”;“天降大常,以理人伦。制君臣之义,作为父子之规,分为夫妇之辩。是故小人乱天常以逆大道,君子治人伦以顺天德。(《成之闻之》)”。
    从中可看出,“圣人”是可“上达天听”,悟出“天道”的。而儒家的代表人物无疑就是这样的“圣人”,比如孔子,他之所以五体投地地推崇西周的礼乐制度和封君封臣制度,就在于他认为西周的政治制度和道德伦理体系及其核心理念、核心价值,都是“天道”在人间社会的“制度安排”、“秩序规范”和“人伦要义”。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西周礼乐制度所代表的社会政治组织和宗法等级关系,无疑是“天”的意志和价值在人类社会中最完美的呈现,是“天道”支配人类社会运行变化的必然结果,是“天”在人类社会中所维系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秩序和法则。而“天”、“天道”在西周礼乐制度中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则是“仁”。“仁”,即在西周礼乐制度下人与人之间有等级差别的爱,则是维系西周政治制度和宗法关系最基本、最核心的法则。
     由此,儒学的“政治本体论”就出来了。在孔子的哲学思考中,西周礼乐制度所表征的国家制度、政治秩序、血亲等级以及人伦道德,无疑是“天”的总法则以“天道”运行的方式在人间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具像”,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本原”所在,是至高至上至善至美的政治范式,是人类社会最高的政治理想,具有不可逾越的终极正义和终极价值的意义。
    我们看到,一个“小国寡民”,一个“礼乐西周”,作为道儒两教中哲学思考层面上具有终极价值的“政治本体”,委实大谬不然也。“小国寡民”在老子的政治理想中虽然显得飘忽迷离,但显然在“先民”社会作为政治共同体存在过。因而无论是“小国寡民”还是“礼乐西周”,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政治共同体,都是中国远古历史中的一个发展阶段,而且是一个比较初始的、很不成熟的阶段,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在它们之后还有更高、更新的发展阶段,如果把它们当成具有终极价值和“本原”性质的最高政治理想,当成人类发展的最后归宿——天堂般的大同世界,那么岂不是将中国人对自己的政治未来、社会未来的任何认知之路、探索之路,统统堵死了吗?事实正是如此!从先秦诸子百家到晚清的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几乎整个中华民族的知识群体,都把一个并不成熟的政治制度当成“天的旨意”和最高政治理想来追求,这个知识群体怎么可能去探索大自然和人类社会自身的真相和奥秘呢?怎么可能去发现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社会科学呢?
   那么,从先秦诸子百家时起,中国知识群体认知能力和认知对象之间的互动,究竟属于一种什么性质?究竟发生了哪些问题?或者中国知识群体的认知能力中是否有什么先天的缺陷和不足?
    其实,总而言之,中国知识群体认知能力发生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这个原因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出来:即中国知识群体在西方文明“破国”之前的两千多年的认知史中,始终没有完成向“自由的、独立的认识主体”这一角色最关键的“转身”。也就是说,他们始终没有将自已从认知对象那里分离出来,独立出来,以清醒、独立的自我意识,将所有认知对象当成真正的“客体”去探究。那么,认知主体为什么没有这个最关键的“转身”,就无法抵达认知对象的“本真状态”和内在奥秘呢?其中的道理太简单不过了。第一,上文说过,大自然和人类社会这两个认知对象的“终极”本原和“最小基本元素”是不同的,因而双方都有各自不同的、独立的发展规律和本质,将“天事”和“人事”混为一谈,其结果是既不能认知“天事”的真相,又不能探究“人事”的真相。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知识群体中虽然也有极少数极个别人认识到“天事”和“人事”的区别,如荀子就认为天和人事是不相干的两回事:“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但就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整体发展而言,并没有将“天事”和“人事”真正分开过,因而直到晚清社会,中国知识群体的“主流认知”,在面对“人事社会”时还处于“天朝上国,万世一系”的水准,在面对自然界的“天地之事”时还处于“天圆地方”、“三界五行”的水准;第二,即便将“天事”和“人事”区别开来,但在认知这两个对象时将其中的任何一个对象“神化”,那么认知主体就必然被这个神化的对象牢牢束缚住,从而无法完成向“自由独立的自我意识”或“主体意识”的转身。比如面对宇宙的起源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被“神化”,就像圣经上所说世界是由上帝在七天之内创造出来的,而认知主体又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个“神化”,那么认知主体就被神化中的“上帝”牢牢束缚住了,成了“上帝”名副其实的仆人,他怎么敢推翻“世界被上帝在七天之内创造出来”的论断,而去探究宇宙生成的真正起源呢?同样,中国知识群体所探究的那个眼前的政治社会,也被深度“神化”了,“天”和“天道”是整个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的“主宰”,君权由“天”而授,君王贵为“天子”,万众皆为“天子”的“子民”,而认知主体又深信这一套,也就把自己当成“天”和“天子”的臣仆了,而作为“臣仆”,他敢推翻“天道”理论和“君权天授”的制度学说,去探究中国社会的真相和本质吗?第三,当一个认知对象被一套理论神化之后,这个被神化的认知对象的各个领域、“范畴”和层次的真相,都会被一整套相应的话话体系层层包裹起来,像一层厚厚的“膜”,阻隔着认知真相、真理的“触角”和“探芒”。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社会,其国家治理的核心理念不是儒家的“圣德贤君”,梦想以“其身正,不令而行”的“内圣外王”开创“治国平天下”的大好局面,就是法家的“抱法处势而治”的“中调政治”,不是“外儒内法”,就是“内儒外法”,不是“王道”,就是“霸道”,总之,政治学的全部认知方向和认知能力都紧紧地围绕着如何将皇帝一家的皇权千秋万代传承下去这个中心主题打转,这样的“认识主体”又如何能从中国社会的特殊剖面探究到人类社会普遍的规律和本质呢?像“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社会分工”、“阶级、阶层”,“国家”、“政治”、“政体”,“专制”、“民主”、“自由”,等诸如此类现代社会科学抵达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真相的基本“范畴”和“概念”,即便中国的皇权社会再延续两千年,恐怕也产生不出来;第四,西方的宗教崇拜也曾经严重地阻挡过认知主体向“自由的、独立的自主意识”的转身,但是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心灵对宗教神的寄托和依附,而不是现实政治关系中的人身依附,因此,一名宗教教徒可以一方面信仰上帝真主,另一方面依然进行他的自然科学研究,哪怕两者结论大相径庭;另一方面,即便宗教通过教会干涉认知主体通过科学研究得出与宗教教义截然相反的结论,甚至和国家政权勾结起来进行这类干涉,但“神权”毕竟不是“君权”,更不是中国式的“皇权”,它的镇压和迫害不可能对整个“认知主体”进行“全覆盖”,因而西方知识群体正是通过西方君主制和教会“神权”留下的大量“空隙”完成了这一转身,创造了近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然而,中国的知识群体就没有这样幸运了。首先,中国的知识群体具有统一的政治信仰和君主崇拜情结,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历史情境形成的,并且数千年来一脉相承;其次,中国进入皇权社会以后,几乎所有的知识群体,对于以君主为核心的统治集团,都存着错综复杂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且有制度性“保障”,因而直接的利害关系迫使整个知识群体不敢有任何“非份之想”;第五,中国的皇权比西欧的“绝对君权”还要绝对,尤其表现在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高度垄断和控制上,因此知识群体的任何思想上的“出轨”和任何“异端邪说”的“出笼”,都有可能遭遇严酷的“文字狱”,其下场不是“全家抄斩”,就是“诛灭九族”。因此,“皇家”的精神禁锢和思想控制,完全可以做到对整个知识群体进行“全覆盖”,这就是中国两千多年来“自由独立的认知主体”难以“现身”的根本原因。
    可见,认知主体完成向“自由独立的主体意识”的转身,彻底摆脱被“神化”了的认知对象的羁绊和其他种种社会政治因素的控制,是人类认知“突破性”地大规模抵达认知对象深层真相和本质所必须跨越的第一道门槛。毫无疑问,哲学只有在人类认知大面积大规模地抵达认知对象深层次的真相和本质的过程中,才能实现突破性的转折,在探索掌握各个领域认知对象的起源、本原、共相、基本规律、共同本质、内在联系方面取得全面的、重大的成果。相应的,哲学也逐步从其他学科中逐步分离、独立出来,成为系统的、成熟的专门学问。因此,西方哲学界的某些哲学家早就断言中国没有哲学,这是不对的,只是中国的认知群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并没有完成向“自由独立的认知主体”关键的转身,没有跨过人类认知进程中的第一道门槛,因而中国的传统哲学长期处于幼稚的、初始的、支离破碎甚至“混沌”的状态,并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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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应该有一个怎样的“统一定义”?(三)

关于价值哲学“终极命题”的几点思考
    价值哲学的历史还很年青,如果以法国哲学家拉皮埃于1902年最先提出这个概念算起的话,至今也不过一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而人类关于价值的理念和实践之所以能够成为哲学的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就在于所谓价值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生存坐标上的一把通用的尺度,这把尺度在人类和自然界的互动中、在人与人结成各种社会关系的彼此互动中衡量各方的利害关系。因此,价值哲学的基本立论,是从“主体的需要和客体能否满足及如何满足主体需要的角度”去设置人和客体、人和人之间的价值关系的,一句话,价值论的元点,似乎就是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对方(无论是客体和他人)的“给予”或“交换”能否满足我的需要,能否让我快乐。总而言之,以“价值”为目标的追求,存在于人和自然界、人和人之间的一切互动之中,存在于这种互动中的一切利害计算之中。但是,哲学的价值领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领域,如果说这个领域的“本原”或者“最小元单位”就是利益或利害关系的考量,那么这种“元理论”是根本不能解释人类价值取向的全部内涵的。因为人类价值取向的全部空间至少由三个最主要的层次构成:第一个层次,通过劳动的方式在和大自然的互动中获得需要的满足,这一层次基本上还停留在物质需求的满足和算计上面;第二个次层,人与人在自身社会关系中的互动中谋求社会公正、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旨在寻求人与人“利害关系”中的一个平衡点,以最大限度消除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不平等状态,消除人与人之间一切不公正的奴役、压迫、剥夺现象。这一层次已经不是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的利害考量上,还有人的基本权利、自由、尊严等等考量;第三个层次,涉及到人类存在作为地球上一切存在中的最高存在的价值取向,即围绕人类存在的终极追问: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和终极意义是什么?人类的存在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归宿?这是价值哲学的最高命题。如果说,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价值取向还来源于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包括政治的、文化的、教育的、法律的等等活动,那么,这第三层次的价值取向则来源于人类的精神生活和心灵活动,而人类价值领域的独特之处就在于:第三层次的价值取向,并不受第一、第二层次价值取向的一般规律支配。关于第三层次价值取向提出的“终极”哲学命题,无数哲学家们都思考过,所得出的答案也千姿百态,大相径庭。这里不妨举出有代表性的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典型的价值哲学。不仅如此,它还是集人类三个层次价值取向为一体的价值哲学。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不断变革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而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由社会分工产生的阶级之间的斗争。当生产力发展到物质产品异常丰富、人的一切需要都得到满足、从而消除一切阶级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以及分工、国家时,人的自由和解放才能彻底实现,整个人类才进入天堂般的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届时,共产主义新人的道德水准也达到了完美的境界,同时也实现了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和最高价值。总之,在马克思那里,从人类初始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高级共产主义社会的大循环,充满了黑格尔那种世界由自在状态向自为展开、最后又回归到绝对理念的具有宿命色彩的逻辑推演。
    当然,应该承认,马克思和黑格尔是有根本区别的,他关于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推论,所根据的肯定不是黑格尔所谓绝对精神在现实世界中展开的过程,而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各个领域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而从这些现实生活中抽象出来的“范畴”、“概念”,也基本上抵达了这些现实生活“本原”的本真状态。就像上文所例举的,诸如生产力、生产关系、分工、阶级、生产资料、国家机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劳动、商品、价值、使用价值等等。问题是,根据这些“真金白银”的“范畴”、“概念”,就能推演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命运和最后结局吗?就能回答人类生存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吗?共产主义的美好图景,真的会和人类未来的结局契合吗?
    实质上,马克思这种充满黑格尔主义的推演,至少存在着如下致命缺陷:其一,掌握了物质或事物的“基本元素”,是否就意味着能够从中推演出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部真相和发展过程?就像上文所说,你弄清了物质“原子”的构造和原理,是否就意味着你能从中推演出整个宇宙的诞生过程和发展过程?不!两者之间的距离就像星球之间的天文距离一样遥远,而这段距离之间堆积的无穷无尽的迷宫般的“杂多”,恐怕穷尽人类百代知识精英们的智慧也无法一一梳理清楚并还原真相,即便你从这堆历史“杂多”中找到了一条清晰可靠的线索,你也无法依靠这条线索就能推断出这堆“杂多”未来的历史走向和最终的归宿;其二,谁能断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能最终满足人类的一切需求?谁能保证我们这个星球能为人类的奢侈生活提供无穷无尽的资源?其三,谁能保证即便人类社会中所有人的一切需求都被满足的情况下,他们的道德一定朝着美好至善的方向发展,而不会朝着堕落败坏的方向发展?谁能保证即便共产主义真的实现,就会产生一种能够得到全人类认同的、统一的关于人类生存终极价值和意义的思想理念和道德标准?其四,马克思太注重人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决定性作用了,他太忽视人类千变万化层出不穷的观念形态、精神动机和主观价值取向等“远离”经济基础的因素,也同时在创造着历史,而且时常在时代的关键时刻决定着历史发展的走向,甚至决定着历史发展呈现出毫无规律可循且千头万绪混沌一片无厘头的“杂多”形态呢?按照马克思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以及阶级斗争理论,能推断出二十世纪希特勒的种族灭绝主义对人类生存状态造成的巨大祸害和迷误,能推演出当今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国际恐怖组织的崛起,并推演出其“征服罗马和西班牙”、“把真主的旗帜插上白宫”、“几年内占领新疆”进而“获得全世界”的勃勃野心的“阶级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吗?
    第二种类型:三大主流宗教的基本教义,实质上都贯穿着各自具有终极意义的价值哲学。虽然宗教创造的是“天国”上的世界,演绎的是“天国”上的故事,但主流宗教拥有的信众却占全球人口中的多数,主导着几十亿信众的价值观念,其建立在尘世中的宗教组织又渗透进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而对整个人类生活的价值取向和生存意义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我们不妨以基督教为例。基督教义中认为任何人天生即是有罪的,他们的罪先天来自于其祖先--亚当与夏娃。他们偷食了智慧之果,懂得了男女羞耻之事。基督教原罪的观点在西方近代宗教改革的新教领袖--路德、加尔文那里更是获得了极端的发挥,他们索性明指,任何人生来即是恶人,只有笃信上帝(天主),才可能获得灵魂的拯救。也就是说,整个人类的生存意义和生存价值,就是救赎自己的原罪,“因信称义”,积德求善,回到上帝的怀抱。
    我们不妨来看看古罗马帝国时代的宗教哲学代表人物奥古斯丁是怎样解释关于原罪和救赎的原理的。奥古斯丁认为,人类蒙罪之前,上帝赐给人类的自由意志既包含犯罪的能力,也包含不犯罪的能力,却不包含不可能犯罪的完全恩赐。而人类既经蒙罪之后,人的本性已经堕落,意志仍然自由,却只有在罪中抉择的自由,而已经失去智慧即不犯罪的能力。既然蒙罪的人只有抉择犯罪的自由,而走向得救的第一步却不是犯罪,这一步如何走法?奥古斯丁认为人本身无力走这一步。蒙罪的、扭曲的意志不可能倾向上帝。只有上帝的恩典在人心中工作,改变人心的倾向,使人的自由意志与之合作,方能朝着称义走出第一步。在既信之后所行的善功,也是恩典的工作以及人与之合作的结果。既然使人得救的恩典根本不靠人的功劳,所以由谁来领受自得的恩宠只能由上帝来决定,即预定。人类的得救纯然是上帝仁慈的结果。全人类由于本性的堕落而受到惩罚乃是理所当然之事,是上帝的公义。上帝从受谴的全体中拣选出固定数目的人令其进人天国,乃是上帝的仁慈和自由。未被拣选者不是出于上帝的意志,而是由于自身的罪而永留在受谴的团体中。
    既然整个人类生存的最高意义和最高价值是一个由上帝救赎自己原罪而向“善”的过程,且人类中只有一部分人可以得到救赎,另一部分人则注定永远得不到救赎,那么人类世界的终结,就是上帝对全人类的最后审判了。而基督教义中的末世来临,不过是人类自己统治世界的终结,而由上帝直接统治罢了。然而即便如此,末世审判的情景也是相当恐怖的,《启示录》中有相当具体形象的描述,不妨截取一段:“约翰这时见天开了,一骑白马者出现,他眼如火焰,头戴许多冠冕,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就是诚信真实,因按公义行事,他名叫上帝之道。天上众军也骑白马,穿细白麻衣尾随着他,他的衣服和大腿上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们与那聚集起来的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众军士展开争战,将兽和拜兽像的假先知擒拿住,扔进燃着硫磺的火湖,众军士及有兽印记的民众皆被骑白马的众军口吐利剑杀灭干净。又一天使站在日头中唤来飞鸟饱餐他们的肉。又一位天使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锁链,去捉那蛇愉但变的巨龙,将它捆绑一千年,封人无底坑。那些因为给耶稣作见证、为上帝之道被斩者的灵魂,那未拜过兽与兽像未受兽印记之人的灵魂,都复活了,要与基督同为飞一千年。一千年过后,撒但要被释放,迷惑地上四方各国聚集争战,于是天要降火,烧灭他们,魔鬼要被扔人兽所在的硫磺火湖,在那里永远受煎熬。此刻,出现一白色大宝座及坐宝座者,凡死去的人,都站丧宝座前。案卷和生命册都展开了,每人凭这些案卷所记载的,依其所行受审判,那生命册上无名的,便被扔进火湖。最后,约翰看见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自上帝那里从天而降。宝座中传出洪亮的声音:上帝要与人同住,作他们的上帝,他们作他的子民。上帝要擦去他们的眼泪,人间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号、疼痛,以前的已经过去,上帝已将一切更新。上帝要将生命之水白白赐给口渴的人喝,而那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都将进入硫磺火湖。”
     可见,以“原罪”制约人类“作恶”的欲望,以“救赎”、“上天堂”来诱导信徒“行义积善”,以入地狱火海激发人们对末世审判的恐惧,这种连哄带吓的伎俩借“天国”的名义锻造出来的“价值模具”,却成功地塑造了无数信徒的灵魂。当今全球的基督教徒接近十亿之众,他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理念至少在西方世界构成了生活中的主流价值和人类生存的核心意义。如果加上伊斯兰教信徒和佛教信徒,再加上其他各类宗教的信徒,那么全球至少有半数以上的人以宗教信仰构建他们的价值观,当今人类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和对人类生存意义的终极解释,还在被各类宗教教义托举在“天国”和“来世”之中,相映成趣的是,尽管如此,这些处于“天国”和“来世”中的价值观和道德理念却在维系着人类尘世社会的道德秩序和精神生活。这不能不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问题在于,上帝的末日审判永远不会到来怎么办?作恶者永远入不了地狱,行善者永远进不了天堂怎么办?以宗教信仰维系在“彼岸世界”的人类生存的最高价值和终极意义,真的能够维系下去吗?还能维系多久?这样的价值和意义一旦崩溃,人类将堕落进怎样的精神黑暗之中?人类又向何处去?
     第三种类型:尼采的超人哲学,实质上就是对基督教教义宣扬的整个价值体系的颠覆,将人类哲学意义上的最高生存价值和生存意义,从虚幻天国的彼岸拉回到人世间的彼岸,将人类只有从上帝那里才能得到救赎的人生价值,回归到人以自己旺盛的生命力和顽强的意志来创造自己的价值。总之,尼采一声“上帝死了”的断喝,企图颠覆基督教在人世间塑造的千年价值体系,给世人心灵以强烈的震撼和动荡,而尼采超人理论塑造的价值体系,不啻掀起了一场十九世纪以来人类灵魂空前的大革命。
    我们不妨看一看这场大革命颠覆了什么。先看对人类未来和世界终结的预言。基督教义认为,所谓世界末日就是上帝的审判,审判中所有按照上帝的意志救赎自己并行义积善的人都升入天堂,而所有背叛上帝旨意行邪作恶的人都被打入地狱。自此,由上帝直接统治人类的时代到来,人类在上帝的统治之下从自己的原罪中获得了彻底的解放。而在尼采看来,连上帝自己也被人杀死了,他凭什么来救赎人类!人类根本不需要什么上帝来救赎自己,人类要救赎自己的堕落退化和道德崩溃,惟有以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和意志力量超越自己,成为“超人”,才能胜利地到达彼岸世界,并抵达人类生存最高意义和价值的完美境界。也就是说,正如必须重新创造一种新的价值体系以挽救人类道德的堕落一样,也必须呼唤出一种“超人”来挽救人类自身可悲的退化。“超人”是人类能够而且必须创造的最高价值的人格代表,是英雄道德的载体和人类发展的目标。眼下的人类不过是人由动物向“超人”跨越的过渡阶段。
     那么,人类将怎样超越自己,成为“超人”呢?这样的“超人”的价值意义,又表现在哪里呢?我们不妨“百度”一下:“在尼采看来,‘超人’至少有这样几个特征:第一,超人是人类生物进化的顶点,是人类物种中最优秀的部分。他高踞于整个人类之上,而不能混同于平庸的群体,是人类、社会、民族不平等的见证。第二,超人是天才,是真正的精华;超人具有极大的权力欲,他们最有力,最雄厚,最独立,最有胆量。凯撒大帝、拿破仑就是超人的雏形。第三,超人企图占有一切,统治一切,而毫无胆怯懦弱的性格。他们超出善恶观念之上,不受良心的责备。第四,超人爱好冒险,以冒险为乐;他们专门选择强者与之斗争;他们在最好的朋友中寻找最凶恶的敌人。第五,超人是一种至上的道德理想;超人本身就是真理与道德的化身,是规范与价值的创造者和占有者;他们为人类立法,他们的意志,言论就是法律;他们的道德标准就是‘我能做’,而不存在‘我应当做’的东西。第六,超人是绝对自由、自足而又自私的。超人最孤傲。他们傲视一切,远离群众,决不像燕雀那样结队飞翔,而是象雄鹰那样,张牙舞爪,独来独往,驰骋逍遥,没有任何朋友。第七,超人最能忍受痛苦的折磨,又能从痛苦中崛起。他们忍受着最炽烈痛苦的煎熬,拥有最强劲的意志力。最痛苦的天才最有希望成为超人。”
     尼采为人类描绘的这一幅超越自身达到超人境界的图景,的确令人耳目一新,热血贲张。然而,姑且不说他是否真的为人类指出了一条光明的前途,或者这个光明的前途恰恰就是人类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就单从超人理论本身的逻辑定义来看,它也是破绽百出,经不起推敲。
     其一,既然尼采断言目前的人类中“超人”还没有出现,只可能产生于目前人类中的优秀分子的后代之中,而诸如“真理、道德、法律”都是由超人的“意志”钦定的,也就是说,至少目前人类社会真正的真理认知、道德体系、法律体系还没有产生,还处于一个“断档”阶段,那么,眼下的人类应该遵循怎样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信仰怎样的真理呢?如果超人一千年一万年不出现,人类又如何是好呢?
    其二,超人的价值观是“超出善恶之上的,是不受良心责备的”,那么,由超人制定的道德规则和法律体系,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真理”?它带给人类的究竟是自由,还是奴役?是解放,还是枷锁?因为人类至少在目前的生存状态中,是需要善恶观、良心之类的道德标准来平衡、缓解人类与生俱来的不平等、不公平状态的;
    其三,在尼采看来,真正能够成为超人的,仅仅是人类中那些“最有力、最雄厚、最独立、最有胆量也最能忍受痛苦的煎熬的远离群众”的优秀分子。也就是说,人类中的大部分平庸之辈,命中注定无法抵达超人境界,如果少数超人真的成为人类超越自身的新种族,那么大多数被淘汰的平庸之辈的下场将会如何呢?那些超人们又将如何处置他们呢?“由此,尼采毫不掩饰地给人们指出了一条充满血腥气味的和恐怖气氛的超人之道:‘我教你们超人的道路,人类是应该被超过的东西’。不要左顾右盼,也不要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与不安,顺着强力意志一往无前吧,哪管它浮尸遍野、血流滔天。要逼得人们走投无路、山穷水尽,才有希望达到超人的境界。”也就是说,那些无法抵达超人境界的芸芸众生只有两种结局,或者被屠戮,或者被奴役;
    其四,尼采笔下的超人自由、自足、自私、孤傲,且“张牙舞爪,独来独往,驰骋逍遥,没有任何朋友”,或者“专门选择强者与之斗争;他们在最好的朋友中寻找最凶恶的敌人”,如此说来,那些超人之间岂非互为“最凶恶的敌人”?这群意志最坚强、最胆大也最喜欢冒险的超人之间一旦开起战来,岂不要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血流成河、尸积如山?如此,不要说那些无法成为超人的平庸之辈要死于非命,就是那些成为超人的优秀分子也会差不多死光,那最后一个胜出者面对死寂一片的空荡荡的世界,恐怕真的要彻底孤独了!
    看了这些文字,那些尼采哲学的研究专家或尼采的崇拜者们一定窃笑不已:瞧,这家伙在钻牛角尖。他们会喋喋不休地告诉你,尼采的超人学说不过是一种隐喻和象征,“超人”的本意,即人类是应当被超越的一种存在,人是一个不断超越自己、升华自己的过程。超人的概念就是这种自我创造、自我超越的具体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超人并不是人以外的一种东西,而是表示人自身的那种超越性和创造性。更重要的是,超人是对现时代各种懒惰和颓废的克服,是各种有害疾病的战胜者。总之,尼采的超人学说不过是期待更高大、更强健、更快乐和身心严整的人——超人的到来。
    是的,尼采的超人哲学在颠覆基督教传统价值体系方面,的确有着振聋发聩、振奋人心的巨大威力,它对于十九世纪西方世界面临的道德危机和颓废现象,有着猛击一掌的“疗效”,然而,一种为人类塑造全新生存价值和生存意义的哲学,“破”字当头当然天经地义,但“立”什么,怎样立,所立的价值体系是否适应人类的实际状况,是否符合人类一直以来坚持不懈地追求社会正义和社会平等的理念,是否努力寻找一种能够得到人类共识的最高生存意义和价值,是否真的为人类指出了一条光明之路,是否具有可操作性,都是至关重要的,甚至能够影响人类未来的命运。而尼采关于超人的几个特征,恰恰为那些权力欲极强、蔑视一切人类传统的或非传统价值、信奉某些极端主义理念、并梦想以这种理念强行“改造”整个人类的政治野心家、狂人、疯子、独夫提供了理论依据。人们在谈到像希特勒这样的杀人魔王也受到过尼采哲学的影响时,那些学者、哲学家们却为尼采百般辩解,认为尼采不过是看到了人生的不确定性,要求人们树立高远的人生理想和目标,不断地完善自己实现人生理想的不断超越罢了,这与希特勒的种族灭绝主义有何关系?
    是的,尼采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深奥难懂,把它简单地归结为他关于“超人”的那几个特征,委实有点冤枉他了。但是,当人们为尼采哲学掀起了“颠覆所有传统价值、重估一切”的思想革命而欢呼时,应该冷静地深思一番:如果真的将人类迄今为止的所有传统价值全部颠覆一空,那么人类思想的地平线上,将会出现什么东东?我敢肯定,这些东东一定和各种极端主义思潮有关,这些思潮一旦转化为政治力量且夺取政权,就会产生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现代极权主义。稍微想想就明白,十九世纪以来人类社会中出现的几种类型的现代极权主义,无一不和尼采的“超人”哲学有着重大吻合之处。比如之一,所有的极权主义代表人物,无一不是以尼采的“超人”形象出现:意志如钢,能力超强,目空一切,百折不挠,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言出法随,独断专行,冷酷无情,一手遮天,为了达到其最高政治理想,可以突破一切良知的、人性的底线,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些代表人物,往往成为群众疯狂崇拜的政治偶像;之二:举凡极端主义或极权主义代表人物,其最高政治理想无一不是颠覆人类所有传统价值,用其独特的价值标准改造全世界,改造全人类。为了为人类的未来培养所谓“新人”,他们用洗脑、强力灌输等霸王硬上弓的方法强行迫使普通群众接受他们的政治理念和“道德标准”;之三,凡极权主义掌握政权的地方,都用“外科手术”的方式,无情地、血腥地“切”去他们所认为的人类中腐败、堕落、颓废、溃烂的肌体组织,有的远远超过了灭绝人性的程度。如希特勒之所以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就在于他认为犹太人是人类走向堕落罪恶的祸根,是低劣的人种,是人类最优秀的人种统治世界的障碍;而斯大林和波尔布特用肉体消灭的方式铲除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就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阶级是人类一切剥削、不平等、罪恶的根源,是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的最大障碍。而干着这一切时,那些极权主义“超人”们的确“超出善恶观念之上”,“不受良心责备”地干得铁石心肠,毫不手软;之四,举凡极权主义政权,都用其极端主义理念对被统治者进行高强度的精神奴役,而这种精神奴役恰恰又是以对其最高政治理想顽强的、不屈不挠的、激情四射的、不断超越、不断更新、永无止境的精神追求为载体的,其“理想”之“崇高”,目标之“远大”,是人类以往任何“世俗”政权难以望其项背的。想想吧,当年文革中几亿中国人民都在进行一场空前绝后的“灵魂深处大革命”,直闹得人人必须“狠斗私字一闪念”,就可以想像那种昂扬奋进、不断“超越”、百折不挠、永不止息的精神状态了。这样一种”热烈进取“的精神状态,和尼采超人哲学所提倡的精神状态,理应是一拍即合吧!之五,正如尼采鄙视“平庸”之辈,认为苟且偷安、碌碌无为的普通大众无法抵达超人境界、只配为超人的出现铺路一样,举凡现代极权主义政权,都把所有被统治者当成他们进行“伟大社会实验”的实验品,像小白鼠一样供其驱使,任其宰割,在这些极权主义“超人”眼中,群众,不过是一组可以根据需要任意组合、改动直至抹去的数字。
    总之,我以为,无论当今的哲学家和尼采哲学的崇拜者们如何为尼采辩解,尼采关于超人的价值理念无疑为现代极端主义和现代极权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而对于尼采哲学而言,“颠覆一切传统价值、重估一切”既是它振聋发聩地掀起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的支点,又是它激活各类现代极端主义思潮的魔瓶。因为它所“颠覆”的那个“传统价值”和被其宣布要“重新评估”的一切,并不是由古至今一成不变的东西,它们已经经历过无数次的“生成变化”而延续至今。而“传统价值”以及被“重新评估”之前的“现实存在”,至少包含着以下历史内涵:其一,古往今来社会发展的所有结果;其二,人际关系长期变动形成的尺度,包括政治尺度、法律尺度、文化尺度、社会分配尺度和道德伦理尺度;其三,调和各社会群体之间利害冲突的“中庸之道”;其四,各类社会底线,包括人道的、人性的、人伦的、道德的底线。当然,这样的“传统价值”和社会存在中并非没有可彻底颠覆的因素,比如各类专制制度造成的霸道的、野蛮的、非道德、非人性的政治特权和社会等级,违背人类现代文明的一切物质的、文化的、精神的因素等等。因此,人类社会任何一个民族和时代的价值体系的更新和转换,都不会是推倒一切重来,而是继承式的“革命”,套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既克服,又保留”。因此,所谓推倒一切传统价值的“价值革命”,同时也就推翻了传统价值中的一切尺度,之后建立起来的所谓“新价值”,也就没有了一切人类历史传承下来的尺度,因而必然荒诞地、命中注定地走向它初衷的反面。人类现代极权主义在二十世纪的政治实践的结局,已经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这一点。
    人类生存的终极价值和级极意义究竟是什么,恐怕永远无解。而且可以肯定,人类社会永远不会产生出整个人类公认并共同履行的价值观。如果说,关于自由、平等、民主、宪政、消灭贫富差别等等价值观和目标可以使人类的绝大多数达成共识的话,那么,这种共识即便在这些目标在人类社会全部实现之后,也仍然不可能产生关于人类生存的终极价值和终极意义的答案。因为人类对自己生存意义的终极追问,属于他们的心灵世界,而绝不会停留在物质和一般的政治权利、个人及社会自由层面。也就是说,一个人即使被满足了所有“物欲”,获得了所有外界的权利和自由,也无法填补他心灵的空虚、迷茫、焦虑、失落、痛苦、绝望、孤独、困惑、无所可依,除非他以某种并不靠谱的宗教信仰或政治信仰作为心灵寄托。而人类对终极生存意义和生存价值的追寻,不过是想用这样一棵“长青之树”来寄托、附丽他们那孤苦无依、迷失徬徨的灵魂罢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尼采的“超人”哲学并没有“杀死”上帝,也并没有颠覆人类的宗教信仰,相反,全球三个主流宗教的信徒,却呈有增无减的趋势。
    当然,人类对自己生存意义和生存价值的终极追寻,不仅不会停顿下来,反而会更加变本加厉,急于求成。因为人类物质生活越丰富,价值理念就越容易错乱,精神困顿、迷茫就越严重;贫富差距越拉大,族群撕裂越剧烈、文明冲突越尖锐,人类社会的前途和命运就越诡异、越迷茫,大面积的道德溃败和精神颓废现象就越容易出现。因此,寻求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和价值,以引领人类走出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为人类体量巨大、速度超前的物质文明指引一条光明的精神航道,将成为哲学家的重任。我以为,这一重任对于哲学家们来说,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价值哲学终将会成为显学,获得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可望成为“领衔”一切哲学领域的“第一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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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的理性和理性的道德(一)
                                                            ——与刘清平教授商榷
    很喜欢读刘清平教授的哲学文章,每读一篇,都会有启迪和收获,但有时也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当然,作为一名业余哲学爱好者,关于哲学的知识、学问、学术水平和学养,当然远远不能和哲学家相比。但将一些肤浅、幼稚甚至错误、可笑的想法说出来,对我来说或许也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机会。读了刘清平教授《“道德理性”是否可能?》一文,我想说一下自己的一些不同看法,以求教于刘教授。
                                                   一,对“人类理性”应如何定义?
    人类社会道德的主体构成,究竟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它的形成和“构建”主要依赖于作为人类认知能力的“理性”?还是人类的非理性因素,包括情感、欲望、冲动和意志?我觉得,要得到准确的答案,必须先把人类“理性”这个概念界定清楚。我们不妨先看看刘教授对人类理性的理解:“……西方哲学中的‘理性’概念可以回溯到古希腊哲学的‘logos(逻各斯)’和‘nous(努斯)’那里;后二者虽然都包含着多重性的丰富语义,但古希腊哲学家主要是用它们来指称人们凭借逻辑推理展开思维活动、获得真理知识的能力,并且因此得出了人是‘理性’动物的著名定义。尽管它在后来的演变中又被赋予了另外一些复杂乃至混乱的衍生内涵,但在西方主流哲学的语境里却基本保持着这一核心语义。”再到网上搜一下“理性”的定义:“理性一般指我们形成概念、进行判断、分析、综合、比较、进行推理、计算等方面的能力。意思和感性相对 ,指处理问题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自然进化原则来考虑的态度,考虑问题、处理事情不冲动,不凭感觉做事情。社会学角度来讲,理性指能够识别、判断、评估实际理由以及使人的行为符合特定目的等方面的智能。理性通过论点与具有说服力的论据发现真理,通过符合逻辑的推理而非依靠表象而获得结论,意见和行动的理由。”可见,刘教授对“理性”概念的理解和网上给出的一般解释基本一致。
   我个人的理解,对人性理性这个看来已成“公论”的解释,实质上是指人类理性发展的高级阶段——理论思维、逻辑思维甚至哲学思维等,即获得真理性认知的高级阶段。问题是,如果将人类的理性作为区别于所有动物界的本质标志之一,那么上述关于人类理性概念的内涵,就显得过于狭窄了。实质上,人类理性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时间和整个人类史相比,是非常短暂的,最多只有文字出现以后的数千年时间,而人类运用高级阶段的理性大规模获得真理的认知过程,实质上只有区区数百年时间。也就是说,人类发展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他们理性发展的低中阶段中度过的。那么,何谓人类理性的低中发展阶段?我以为,其中包括人类一切超出一般动物本能的感性认知能力。比如人类和动物界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前者能够制造比较复杂的劳动工具,而后者不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具有超出其动物本能的认知能力。而有些动物虽然能利用自然物延长它们的肢体动作,但它们以此形成的认知能力并没有超出它们的动物性本能,或者说这种利用自然物的能力仍然是由它们的动物本能支配的。比如对于火的威胁,几乎所有动物都有规避的本能,而对于一般动物而言,对于火的认知仅仅局限于它们趋利避害的动物本能范围。但人类却不同,当人类发现被森林大火烤熟的动物肉比生鲜动物肉味道更加美味可口时,他们就会将火种储存起来,或者思考怎样取火,然后用火将捕猎的动物烤熟再吃。人类对火的思考和利用虽然还处于感性认知阶段,但作为和一般动物界本质区别的主要标志之一,这种性质的感性认知已经属于人类理性的范围了。再比如,古代人类对各种历法的掌握,以及利用历法指导农业生产,是在对宇宙运行的真相基本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显然仍然属于人类的感性认知。然而,这种感性认知已经运用了浅显的逻辑思维和数理思维,显然已经达到了人类理性发展的中级阶段。
    而人类更为本质的理性标志则在于人类对自身社会的感性认知。也就是说,当人类组建自身的社会时,其中一切规则、法则、等级、秩序的建立,实质上已经贯穿了人类对自身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伦理道德等等领域中社会常识的理性思考,尽管这种思考还处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初始阶段,但这样的理性思考,无疑属于人类理性发展的范围。
    因此,我认为,人类理性作为人类脱离动物界的主要标志之一,或者作为人类和动物界相区别的生物性界面而不是作为人类自身认知发展进程中的哲学界面范畴,其概念的内涵必须扩大:人类举凡一切超出一般动物本能的认知能力,都应该包括在人类理性发展的范围之内,并和人类各类非理性因素,包括欲望、情感、冲动、意志、好恶处于互生互动之中。有了这个大前提,就能对人类道德是否由人类理性主导的问题,作出思考和回答了。
                                                             二,人类道德的社会学意义
     我们先来看刘文中这样一段话:“其实,倘若就道德理性精神的自身理论内容展开学理性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它的致命弱点在于,其倡导者始终没能令人信服地澄清一个关键的问题:单凭‘理性’的认知能力,如何可能促使人们从事以‘良善利他意志’为直接动机的‘道德’行为呢?事实上,这种严重的理论短板已经潜藏在古希腊哲人的相关阐述之中了。”
     我以为,刘教授这个问题提出的本身,就有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他没有将人类道德中的个体道德行为和社会道德规范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区分清楚。应该说,人类社会中的个体出于同情心、良善愿望和各类情感活动产生的种种“道德行为”,是普遍地自发地存在的,但是,并不是人类个体所有的道德行为都直接产生于个体自发的良善情感,还有相当一部分甚至大部分道德行为直接产生于社会道德规范的灌输和教化,而个体自发的零散的道德行为并不能自然形成人类道德规范,它们必须通过人为地“提炼”、“抽象”、升华、锻造等种种“理性”打磨之后,才能成为整个社会普遍遵守的道德规范。而一旦个体的道德行为被“升华”为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时,这种社会道德则已远离它的个体情感、欲望和意志的“原点”,成为充满各种利益考量并由社会理性驾驭的“理性道德”了;第二,即便作为社会道德规范,它们也不是全部产生于个体自发的道德行为的提炼和锻造,还有一部分恰恰直接产生于人们对自身社会的“理性认知”。我们知道,人类对自然界或物理世界的理性认知和对自身社会的理性认知是有本质区别的,后者的所谓“真理性认识”是离不开诸如人类生存价值、公平和正义、善和恶、真理和谬误、文明和野蛮等等基本的价值思考、道德判断甚至情感好恶的,因而人类对自身社会的理性认知实质上是社会道德规范产生的另一个重要的源头活水,这一点后文再谈。
    我们不妨拿中国古代“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这条最为经典的道德规范来考证。这条道德典范的“文本”出自清人王永彬所撰写的《围炉夜话》,具体行文如下:“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源,常存仁孝心,则天下凡不可为者,皆不忍为,所以孝居百行之先;一起邪淫念,则生平极不欲为者,皆不难为,所以淫是万恶之首。”其中的意思大抵为:一个人如果孝顺父母和长辈,常存仁孝之心,那么天下任何不道德的事情,他都不会忍心去做,因而“孝”为百善之首;但如果一个人起了贪欲淫乱之心,那么平时他最不想去做的不道德的事情,也会无所顾忌地去做。因而“淫”实为万恶之首。关于这个“淫”字,有多种解释。有人解释为“过度”,即贪欲过度;但也有人解释为两性之间的淫乱。我以为,这个“淫”字两种意思都有,或者两种意思是贯通的。因为两性之间的淫欲在人类的各种贪欲之中,是极为强烈或极为特殊的一种,对于相当一部分人群来说,它的诱惑力比任何欲望都大,都强烈,因而以两性之间的淫欲作为人类各种贪欲中的代表,以示一个人如果淫欲大发,“色胆包天”,则天下任何不道德的事情都敢去做,因而“淫”为万恶之首,这个道理是说得通的。
    然而,我觉得王永彬以“孝”为百善之先、以“淫”为万恶之首的道德总结,远没有字面上那么简单,它实质上揭示了中国文明数千年来整个伦理道德规范或体系的核心价值,同时揭示了中国三千多年文明的社会组织的核心关系和内在逻辑。
     在晚清“三千年之未有的大变局”来临之前的中国社会,其所有社会组织和社会规则的核心内涵和内在本质是什么呢?那就是在政治组织中的绝对君主制;在社会组织中家庭、家族中的宗法组织制。而绝对君主制和宗法组织制又是同构和互通的。即在绝对君主制中,政治权力是在宗法式的家庭、家族规则和秩序中传承给君主的直系后代的,并按宗法家庭、家族内部血缘关系中的尊卑、贵贱、上下、远近秩序划分整个社会的政治等级;同样,在普通社会成员的家庭家族中,其财产及家庭家族的家长权力的传承,和政治上君权的传承方式是一致的,而家庭、家族内部按血缘关系形成的高低贵贱、亲疏远近的人伦等级,又和君主政体的政治等级相对应。而恰恰是中国独特的君主政体和社会宗法关系的这个内在组织本质,决定了整个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主体构成和核心内涵。
    在这里,必须首先弄清一个问题:人类的社会道德是什么?是否纯粹是导引、释放、扩张人性中向善的一面?我认为不是。人类的社会道德的本质,实质上是维系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组织规则和社会内在秩序的稳定性,防止因人的过度自利和互害而导致整个社会组织规则和内在秩序的崩溃。因此,人类的社会道德当然要利用甚至大量利用人性中善的一面,但同时为了防止人们行为的越轨,也必须利用人性之恶。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组织的命门究竟在哪里。第一个命门:对于中国绝对君主制政体而言,它的最基本的组织规则和内在秩序在于代表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君权,能够在君主家庭或家族的直系后代中代代相传,和平继承。而君权继承的首要保证或第一保证,则是权力继承在血统上的纯净。但如何保证君权继承在血统上的纯净?关键的保障,就在于君主的异性配偶对君主的绝对忠贞,不至于和其他异性“淫乱”而导致“皇种”不纯,生了别人的孩子。一旦发生“皇种不纯、血统不正”的事件,则是有关整个王室命运、朝纲盛衰、道统断续甚至国家存亡的天大政治祸事,弄不好就会导致宫廷政变、内乱迭起、兵戎相见、社会板荡、王朝颠覆;第二个命门:作为宗法社会组织细胞的家庭、家族,其内部组织规则和人伦秩序的枢纽,则在于家长、族长权力的确立,以及这种权力和整个家庭家族财产在直系后代中的传承和分配,以及围绕“父权”血缘关系中的亲疏远近和尊卑贵贱形成的家庭、家族成员之间的人伦秩序和血亲等级关系。而父权及其财产在直系后代中的传承和分配,最关键的保障仍然是血统的纯正。而血统纯正的保证,同样是掌握父权的一家之主或一族之主的异性配偶对其的绝对忠贞,即保证她们不至于和其他男人淫乱而生出别人的孩子。因此,中国宗法社会组织生态中产生的伦理道德体系,其重心或重要条款实质上都是在这两个命门上防范人们越轨而专门制定出来的。而这些道德规范往往针对妇女更重于针对男性。比如,中国的传统道德在两性关系上从来不提倡男人对自己的配偶“从一而终”,却偏偏特别强调妇女对自已的配偶从一而终,对男人而言,玩妓女、娶三妻四妾不算“淫乱”,只有给别的男人戴上“缘帽子”才算得上“淫乱”且被道德强烈谴责。比如西门庆出入烟花柳巷和娶三妻四妾全不算回事,但和潘金莲通奸给武大郞戴上绿帽子却是天大的失德行为。而对于女性的道德约束,则要严厉一百倍。女人的淫乱,如果发生在君主皇帝的异性配偶之中,则是“祸国”之大罪;如果发生在宗法家庭和家族掌握“父权”、“夫权”的男性配偶之中,则是不可饶恕且严惩不贷的大逆不道。而对女性的道德约束,往往在普通家庭、家族中更甚于皇室后宫。因为对于侍奉皇室家族的女性配偶而言,除了相同的宗法道德约束之外,还有刚性的制度保障,即宦官制度。宦官制度的实施,使君主皇帝的后宫里面的所有配偶和女侍,都不可能接触到真正的男人,这种方法可谓“防微杜渐”,釜底抽薪。而对于普通家庭和家族而言,即便没有刚性制度保障男性家长、族长的配偶们不淫乱,但严厉的道德约束和家庭规制实质上起到了同样的作用。比如什么从一而终,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恋爱婚姻上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等。而中国传统社会对女性的道德约束,实质上已经成为对女性变态的人身奴役和精神摧残,从其对立面彰显了男性的人性之恶。
    可见,王永彬将“淫”列为万恶之首,这“淫”中的确有两性淫乱之指,或者将两性淫乱当做贪欲过度之“淫”中的首选邪恶,这的确点中了中国宗法社会组织整个伦理道德体系核心价值的命门和要旨:追求血统的绝对纯净,无论对于君主皇帝最高政治权力的传承,还是对于普通家庭家族父权夫权以及财产的继承和分配,都是事关整个血亲社会组织规则和人伦秩序能否维系的头等大事之一,因此,中国传统道德伦理对于两性关系之大防,委实到了登峰造极、别出心裁、残忍霸道、践踏人性的地步。
    再看“百善孝为先”。何为“孝”?一般的理解,就是子女对父母、晚辈对长辈的尊敬、感恩、照顾和赡养,这是一种发自人性的天然的人伦亲情。如果作为对父母、对长辈自发的情感,那么“孝”这种德性当然会普遍地存在于人类家庭成员的个体行为中,也会自发地形成人们对子女、晚辈的一种道德评价的标准。然而,不仅“孝”的个体行为普遍存在,而且作为“孝”的对立面“不孝”或“忤逆”行为同样普遍存在着,人们司空见惯,不以为意,就像今天一样,比如在农村或城镇对父母前辈不孝的现象并不见得比“孝顺”现象少,但今天的人们既不把“孝顺”当成“百善之先”,同时也不把“不孝”当成大逆不道,相反,在相当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独生子女家庭,父母爷奶可以把独生子女当成“皇帝”、“活佛”一样供奉着,而独生子女则可以对父母爷奶颐指气使,傲慢无礼。即便这样,人们也不会觉得如此人伦颠倒天就要塌下来了。因此,只有将“孝”这种天然的人伦之情进行人为地拔高、诠释、锻铸、规制,形成整个社会必须遵循的强制性的道德规范,“孝”这种人类向善之情才得以成“道”,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有着独立理论基石的伦理道德体系,和在实践中可以操作的礼仪规制。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什么要把“孝”这种人类天然的向善之情提炼拔高为整个社会的人伦之纲,并列为全民“教化”的道德之纲呢?显然,将“孝”列为百善之先,同样是将“孝”作为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组织的基本规则、人伦秩序、政治等级解构崩溃之大防。如果将中国整个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中的核心价值高度概括为“三纲五常”,那么作为“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显然是围绕、烘托“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而界定的具体道德规范。但维系“三纲”的最终道德基石是什么?只有两个字:一个“忠”,一个“孝”。臣子忠于君主,子女孝顺父母,妻子忠贞丈夫。而对于王(皇)室而言,以王(皇)权为核心形成的血亲关系中,“孝”为人伦之亲,血脉之爱,其“内涵”更丰富于“忠”,其地位也更优于“忠”。当然,举凡王(皇)室血亲关系中所有的“孝”,必须集中体现于对君位之忠,对王(皇)权之敬。可见,一个“孝”字,对于维系“三纲”不崩,“五常”常在,实在是至关重大,占尽先机,难怪王永彬将一个“孝”字列为“百善”之先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我以为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过程中,尤其在占据绝大部分的人类政治专制时代,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都是对其社会组织规则和内在生存秩序的维护,其中的重点是对统治集团利益的维护,因而这些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架构和其核心价值体系,都是经过深入的社会认知、缜密的理性思考和各方的利益考量形成的。因此,这些伦理道德体系中的一部分实质上已经脱离了它们由人的向善之心形成的初始胚胎,成为经过理性打磨并由理性驾驭的“意识形态”;第二,而这些伦理道德规范的文本制定及其相配套的制度规建和教化实践,当然是由统治集团以及为其服务的文化人进行的。因此,对于整个社会群体而言,在他们的全部道德行为或道德实践中,当然有出于人性之善的自发的情感之举,但大部分恐怕出自于统治集团的道德教化和奖惩规制所带来的观念和压力。记得当年学刘文学、学雷锋、学欧阳海、学王杰、学刘英俊等一个接一个学英雄的政治运动和道德教育,当时笔者深受感染,无论在学校还是在部队,都模仿英雄人物抢着做好事,帮助人,不留名,不为利。其动力和动机中当然有被激发出来的人性之善的自发情感因素,但主要因素则是出于被“官方理性”打磨过的道德信念。比如“乐于助人”的对象只能是“阶级队伍”中的同志加亲人,而对于那些被打入另册的“地富反坏右”、走资派、资产阶级知识权威等“阶级敌人”,则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因而批斗起自己老师和校长来,真是“狼性尽发”冷酷无情,哪有半点“人性之善”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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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理性和理性的道德(二)
三,关于“从自利到利他的道德转换”问题
    “自利”是人性中的“本原”之一。由于人类的生存资料始终处于匮乏状态,所以每一个社会成员如果不以辛劳换取起码的生活资料,就无法生存下去。因此自利是最基本的生存法则之一。然而“利他”同样是人性之善一面中的“本原”。那么在以自利为基本生存法则的人类生活中,是怎样产生出“利他”的道德行为呢?而人类形成社会道德规范的“利他”行为,是否直接产生于人性之善的情感意欲,或者这种情感意欲构成了一切社会利他道德规范的主体,不受人类理性的主导和驾驭呢?在这个问题上,刘教授是这样说的:“ 不难看出,这三位哲学家(指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指出了理性知识对于实践行为的积极指导作用……这三位哲学家几乎是如出一辙地忽视了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算‘认知理性’在转化成‘实践理性’后,确实能够帮助人们实现‘自利’的目的,它也只不过是让人们形成了像‘明智’‘自制’这样的‘一己德性’,又如何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让人们同时还拥有‘利他’的目的,并且在人际互动中形成像‘正义’‘友爱’这样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德性’呢?”
    我以为,既然“自利”是人性中的“原点”,“利他”也是人性中的“原点”,有必要由其中的一个“原点”推演出另一个“原点”、尤其有必要在学者的逻辑框架和学理开掘中进行这样的推演吗?为什么两个人性“原点”不能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呢?记得一个老知青说过,插队时他出工不出力,耍奸使滑斤斤计较地混工分,只占便宜不吃亏,但有一次看到一位五保户老人无钱买药病倒在村口,想都没想扔下了一张十元大钞。可见,自利和利他这两种矛盾的行为随时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这有什么奇怪的?不正说明的人性的复杂和丰富吗?
    当然,问题的症结不在这里,而在于“利他”这种道德行为和人类的认知理性究竟有没有关系,或者有着怎样的关系。再看:“事实上,只要我们不加混淆地严格恪守‘理性’概念的核心语义,特别是不在偷换中外在地赋予它某些奇妙的生造内涵,人们的‘良善意志’(包括罗尔斯所说的‘道德敏感性’或‘正义感’)根本就不可能来源于只是作为一种认知能力的‘理性’。毋宁说,作为某种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与‘人际同情’不可分离的伦理欲求,它本身在人类的心理结构中始终拥有自己不依赖于理性能力及其认知成果的自律性存在,所以我们才会经常看到这样的日常案例:某些理性知识丰富但欠缺良善意志的人们行事缺失德性,某些理性知识欠缺但拥有良善意志的人们行事更有德性。因此,只要原原本本地揭示了意志和情感在人类所有行为(尤其是伦理行为)中的原点地位和助力效应,我们就很难坚持那种站不住脚的‘道德理性’精神了。”
     生活中的真实情形,果真像刘教授所说的那样吗?我觉得,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应该分两个层次进行。第一个层次:如果说一个社会整个伦理道德体系都是为了维系这个社会组织的基本规则和内在秩序被人为地“打造”出来的,那么其中那些“利他”道德规范的产生又怎么解释?难道它们出于“维系规则和秩序”这同一个源头?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它们的产生还有其他源头吗?第二个层次:作为人类个体自发的利他道德行为本身,的确有许多产生于“人际同情”和“心理结构”中的“自律性”,但这种“人际同情”也好,“自律性”也好,“意志情感”也好,难道真的是人的利他道德行为的惟一源泉吗?即便这种“心理结构中自律性”,真的和人类理性一点关系也没有吗?
     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不错,助人为乐的利他行为每天都在人类个体中大量地、自发地发生着,而这些行为中的相当一部分的确直接源于人们的同情心和“良善意志”,似乎与人类的认知理性的确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些自发零散的利他行为,比如那位老知青捐助有病五保户十元钱的利他行为,是否能够自动形成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并形成其独有的社会价值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上文说过,任何构成社会性质或社会价值、具有文本性质和社会强制性的伦理道德规范,都是各种社会利益平衡考量的结果,都是由社会理性的探索作为蓝本的。也就是说,那种对整个社会组织规则、各社会群体利益和整个社会秩序的维持进行考量和探索的社会理性,才是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产生的真正源头。那么,那么,这些道德规范中的“利他道德信条”的产生,是否出于上述同一个源头呢?我以为可以这样说,但也可以将其产生的直接源头另辟出来,而这个源头同样出自人类社会组织的功能本身。我们知道,人类的社会组织为了维系各个社会群体之间关系和利益的平衡以及社会秩序和稳定,必然产生社会公共管理机构和社会公共服务机构来通盘协调、解决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以及各方利益平衡问题。而从事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所有官员或为他们提供服务的知识精英,所履行的职责和整个社会对他们的要求,就是天下为公,公平公正地协调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并为社会的发展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着想。基于这个职责,他们应该或必须履行的个人政治道德,就是“利他”,为天下人谋利,而不是只为个人利益打小算盘。因此,人类“利他”道德规范或道德行为的社会价值的构成,实质上出自于无论在其社会职责上还是在其对人类自身社会的认知能力、视野上,抑或在个人的“良善意志”上,都优于普通社会成员的这一小部分特殊的社会群体精神生活和价值取向上。问题在于,对这这一部分社会群体而言,仅仅出于“为天下人谋利”的个人“良善意志”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通盘考虑社会公共利益的管理精英和知识精英中,总有一些人发现当下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现象仍很严重,公平公正的原则在许多地方行不通,各社会群体的关系中总有一些恃强凌弱、剥削压迫的地方,因此,他们就产生了创建人人平等、人人互爱、人人利他的理想社会的政治诉求和精神诉求。而这种诉求的产生过程,恰恰是一个对当前社会如何变革到理想社会的理性探索的过程。而正是这样的理性探索和对理想社会人际关系的“应然信念”,才产生了一系列虽理想化、但仍可在现实中进行教化和实践的社会道德规范。因此,正如上文所说,对人类社会自身的真理性探索是根本离不开生存价值、公平正义、善恶之分、道德规则这些价值性范畴的。
    试想,孔子的诸如“仁者爱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类形成真正社会价值的利他道德规范,单凭个体自发的“良善意志”和同情心,能够产生出来吗?而仁、义、礼、智、信这些高度理想化的道德信条,尽管还没有摆脱宗法社会组织等级差序的“三纲”束缚,但这些道德信条如果没有儒家学说对人类理想社会的诉求,没有对“大同世界”、“小康社会”深思熟虑的理性思考和理性探究,是不可能产生出来的。而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中,儒家学说的继承人几乎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理想社会和伦理道德的理性思考。比如程朱的天理学,王阳明的心学,都包含着对儒家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的终极追问。至于“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这条千古传唱的“利他”道德信条,同时也是范仲淹在个人道德实践中身体力行的道德信念,这样的“利他”行为,其直接源头难道真的会是“与认知理性没有任何关系的心理结构中的自律性”,而不会是出于对社会理想的理性探究和执着追求吗?同样,如果没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社会弊端的理性剖析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理性探究,所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等利他道德信条,又如何能够出炉呢?我想,举凡形成社会道德规范的道德实践,其社会价值的构成恰恰是理性认知和理性思考的结果,并自始至终由理性主导和驾驭。在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中,无论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伦理道德体系,还是中共建政后构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伦理体系,莫不如此。
    再看第二个层次的问题。上文说过,人类个体各种“利他”的道德行为,产生于自发的同情心和“良善意志”,并不在少数。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利他行为,都产生于这类似乎和认知理性没有什么关系的情感冲动。上文说过,有许多个体的利他行为,直接产生于社会道德规范的强力灌输和教化作用,甚至和其自发的同情心和“良善意志”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以我亲身经历举例。在部队时一位同班战士家庭经济困难,但对此人我并无好感,他个人卫生很不好,脾气也不好,随地吐痰,整天骂骂咧咧,和许多人关系很僵。总之,对这个人我毫无同情心。但排长总是教育我,不管怎样,他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有困难,还是应该帮助。正是在“阶级观念”的强力灌输下,我“心悦诚服”地给予他多次帮助,有时把一半津贴都给了他补贴家用。其实,当时和我类似的“道德行为”比比皆是。这种完全由某种道德观念、道德信念甚至道德理想直接产生的利他行为,恐怕不能说和人类理性没有丝毫关系吧。我以为,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的意志、情感、欲望领域,也是有层次之分的,这些不同层次的内容或者和人类的感性认知有关,或者和理性认知有关。诸如信仰、信念这类高层次的精神活动,或多或少和人类的理性认知有着内在关联。当个体凭这些理念、信念帮助他人时,其动机和目的,既有情感、意志因素,也有认知理性因素。比如当时我帮助那位战友,其动机和目的就不是产生于想帮他一把的同情心或“良善意志”,而是产生于“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这个“信念”,可见,这样的动机和目的,已经相当“理性”了。
    至于刘教授提出“某些理性知识丰富但欠缺良善意志的人们行事缺失德性,某些理性知识欠缺但拥有良善意志的人们行事更有德性”这个问题,是有逻辑问题的。第一,说道德是理性的,并不是说所有理性都是道德的。因而推论富有理性的人德性一定很高,是不能成立的;第二,说社会道德规范富有理性或由理性主导是一回事,而每一个个体如何履行社会道德是另外一回事。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出自于纯朴的“良善情感”还是出自于对于人生价值、社会理想的理性认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仅仅是他个人的事情,并不影响整个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由社会理性主导。
                                                           四,关于道德哲学的研究方法问题
    人类的道德行为属于人类精神生活领域,属于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范畴。我总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人类精神领域的科学探索和哲学研究,是否能将物理世界的科学、哲学研究方法直接搬过来用呢?我以为不能,其理由如下:第一,比如对物理世界的研究,可以追寻它们的本原,追寻它们微观世界的最小构成单位,而只要建起物质世界最小构成单位运动规律的“元理论”,就可以在此基石上构筑起整个相关事物发展规律的理论大厦。比如我们只要掌握了原子、电子、质子、基本粒子这些最小单位的运动规律,就基本上掌握了物理世界运行的整个规律。同样,掌握了细胞、基因、染色体这类最小构成单位的活动规律,也就总体把握了生命的奥秘。但这种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在人类的精神生活领域中能否行得通呢?我以为根本行不通。因为在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你根本找不到诸如原子、电子、元素、基因、细胞之类的最小构成单位,即便有,也绝不会像物理世界那样能够对微观世界中最小构成单位进行单项分割以至无穷。我想,人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基本元素”、“最小单位”即便有,那也是多项并存,互动变幻,以至无穷。因此,要想在人类社会的各个发展领域尤其是精神活动领域找到其微观世界中的“原子”、“电子”、“基本粒子”来构建“元理论”,再以“元理论”构筑社会科学和人类精神生活整体规律的理论大厦,无异于痴人说梦;第二,我们可以将人类精神活动或心理活动中不同性质的“元素”、成分、方式、内容区分开来,比如将理性和感性、认知能力和情感活动、意志和情绪、想像力和观察力、仇恨和友爱、善念和恶念等等区别开来,但是这样的区分和对物理世界内部各个层次运动方式、性质的区分是有本质区别的。对于后者来说,任何一个层次的运动方式,其内容、性质、规律都是有严格界定的,各个层次运动方式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也是有一定的规律的。比如物理世界基本粒子的运动方式,电子的运动方式,分子的运动方式,直至机械运动方式,都是层层递进,步步井然,其规律的连锁,关系的勾连,作用的互动,都界定分明,一目了然。再比如在人体生命科学中,其“因果链条”也清晰可辨:你可以直接从大脑不同的活动区域找到人体相应部位的生理功能,可以直接从基因的缺陷找到相应的病症,也可以从染色体的组合规律找到胎儿性别形成的终极原因。但是,在人类的精神活动领域,是否有这样清晰的因果关系呢?你能否断言人的每一种行为和主观愿望,都产生于人类精神活动中某种最小构成单位,某种单质的“原点”,某种“原”元素呢?你能像探索物理世界那样,在人类社会活动和精神活动领域找到导致人类各种欲望、行为产生的“单项元素”和“分层运动”之间关系、规律、作用互动中的清晰边际和不同属性吗?
    我以为根本不能。我以为,人类社会的任何活动尤其是精神活动中任何行为和欲望的产生,都是我们在书斋中分类出来的那些“单项元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单项元素”在构成人类的某些行动和欲望中的主次、先后、内外、上下的位置和作用,在每一个具体的情境中都是不同的,其组合的“范式”并无固定规律可循,且千变万化,变幻无穷。更重要的是,作为人区别于动物世界的本质属性之一——认知理性,实质上贯穿于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之中。这个“理性”,当然包括人类理性发展的各个阶段,包括感性认知和理性认知。因此,人类的各类情感活动和意志、欲望的生成不可能离开感性认知的同构。比如,一个人的利他行为,在产生于“良善意志”的同时,也产生于他对某种人生价值的感性认知;一个对他人产生仇恨的人,至少对他和仇家之间的利害关系有着清晰的感性认知。而每一个人道德行为产生的具体情境是千差万别的,是各种心理“元素”的综合结果:其中究竟是情感、冲动为直接原因,还是某种欲望为直接原因,抑或是认知感性或认知理性起决定作用,是根本没有固定规律可循的。比如我们在电视剧中常看到一个共产党员为掩护战友牺牲自己,他的这种“利他”的道德行为究竟直接产生于他对革命理想的理性认知和坚定信念,还是直接产生于在同生共死斗争中和战友同志结下的深厚情谊,抑或直接产生于他与生俱来富有同情心的“良善意志”?你分得清吗?但至少有一个结论是肯定的,他的自我牺牲是多种精神“元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然包括这三种“元素”。因此,在人类道德领域,如果认为可以在人性向善中的某种“原点”或单项的“原元素”上建立起道德的“元理论”,从而以此为基础构建人类伦理道德规律的理论大厦,可能仅仅是一厢情愿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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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具有一定的范围性
徐孟献

摘要 定义的不完满、有缺陷,常常促使人们极力去下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唯一正确的定义。然而结果,新定义也同已有定义一样地不完满、有缺陷,这又促使人们去重新下定义,这样,就出现了同一个概念,多个定义并存的现象。本文所要探讨是,这种现象是如何产生的,不妥之处,还望赐教。

    关键词  定义的不完满,观察的范围性,定义的范围性


    客观事物是由部分组成的整体,具有整体性。而概念则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因此概念也具有客观事物的特征,它也是由部分组成的整体,具有整体性。定义的对象,不是这个概念的整体,而是这个概念的某一部分,我们无法给概念下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能替代其它的唯一正确的定义,定义只是就某一部分而言的,它仅仅只是某一范围的定义。
定义的表现形式为:“什么是什么”。“是”为定义联项,“是”前面为被定义项,“是”后面为定义项。被定义项是一个由部分组成的整体,而定义项只是就某一部分而定义的。
比如,我们要给水下定义,⑴,从物理性质方面,水可定义为:“水是无色、无臭、无味的透明液体”;⑵,从化学性质方面,水可定义为:“水是由氢元素和氧元素组成的化合物”。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是构成水这一概念的部分。就水而言,无论是定义⑴,还是定义⑵,都仅仅只是某一部分的定义,而不是整体性的定义。
又如牡丹花,植物学家可以从植物学方面给它下定义,画家可以从美学方面给它下定义,药物学家可以从药理方面给它下定义。这每一个定义,都不是牡丹整体性的定义,而是牡丹某一部分的,或者说某一范围的定义。
水、牡丹花,看得见,摸得着,比较直观,我们看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比如“文化”。什么是文化呢?“国内外的学者都曾先后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出发予以了多种界定和解释,据说现在世界上有关文化的定义已达200多种。但比较权威并系统归纳起来的定义源于美国著名文化学专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的《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一书,这本书共收集了166条文化的定义〔162条为英文定义〕,这些定义分别由世界上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心理分析学家、哲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和政治学家所界定。”[1]但是,之所以出现这么多关于“什么是文化”的定义,是因为,这些定义都不是文化整体性的定义,而是文化某一部分的定义。
定义,只是概念某一部分的定义,而不是整体性的定义。因此,同一个概念,会出现多个不同的定义,我们无法给概念下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能替代其它的、唯一正确的定义。
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是知识?
孟增辉在《知识定义及转化研究》一文中说:“本文主要分析了 2011年以来的博士学位论文(共314篇),并结合2013年以来的中外期刊、会议文章对知识定义、分类以及特性等内容进行了综合对比、研究。”得出结论说,“经过研读、分析、整理和汇总,不同研究者对知识的理解和定义各不相同,唯一存在的共识是‘目前为止,知识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2]张新华,张飞在《“知识”概念及其涵义研究》一文中也指出,“知识文献提供了各种不同的对知识的理解———有明确的定义,也有含蓄的暗指,都隐藏在字里行间。知识文献也提出了抱怨,说没有一个统一的知识定义,尤其在 2500年来对知识的哲学思考之后,居然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知识定义。”[3]“没有一个统一的”“普遍认可的”定义,这不是“文化”、“知识”等概念特有的现象,而是任何概念共有的特征。
总之,无论是直观的还是抽象的概念,都是客观事物的反映,都是由A、B、C、D、……等等部分组成的整体,所谓定义,只是关于A、B、C、D、……等等部分的定义,我们只能给部分下定义,只能给A,或者B,或者G,或者D,或者其它的某个部分下定义,我们无法给概念下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能替代其它的、唯一正确的定义。任何定义,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这一现象,叫做定义的范围性。

已有定义是不完善的,有缺陷的,有它没有定义的对象,这是令人不满意的。正是这一点,激起了人们重新定义的欲望。但是这种欲望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已有定义没有定义的对象,而是要下一个能代替已有定义的、涵盖所有的唯一正确的定义。然而结果却与我们的主观愿望不同的是:定义更加趋于范围性,只是为已有定义又增添了一条新定义而已。这样就出现这样的情形,同一个概念,不断地产生出新的定义。
我们看一个实例。比如什么是物质?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说:“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4]列宁关于物质的定义,历来被认为是关于物质定义中最经典的定义。但是,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征汉文认为,把列宁的这段话当作物质定义的观点虽有正确的一面,但并不全面。⒈列宁的那段话中对物质的阐释并不是关于物质的本质的定义,而是关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的定义,是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论述物质的。所谓的‘物质定义’只是后来人们在系统地整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时所作的界定,这一界定并不能全面反映列宁所讲的‘物质’的本意。⒉‘物质’只是客观实在之内容的一个方面,物质与空间、时间虽同属于客观实在,但是它们之间也有区别。我们既要正视在哲学基本问题层次上的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即要充分肯定人们所理解的‘物质定义’在它所属范围内的绝对正确性,又要正确地认识到这种‘物质定义’也只有在它所属的范围内才能够成立,超出其所属范围,例如在唯物主义体系内部,它显然不能回答物质与时间、空间等的关系问题。所以,在哲学基本问题层次上理解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时,必须严格遵循列宁的那段论述,但是对于超出这个‘非常有限的范围”问题以外的‘物质’问题,主要是物质与时间、空间等的关系问题,我们就需要对物质定义进行新的探索。”[5]列宁的“物质定义”,只是“哲学基本问题层次上的定义”,只有在它所属的范围内才能够成立,超出这个范围,在唯物主义体系内部,它无法回答物质与时间、空间等的关系问题,这恰恰正是它没有定义的对象。因此,要对物质定义进行新的探索,重新定义。
值得肯定是,征汉文对列宁的“物质定义”的分析是非常到位的,它仅仅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正确的,在这个范围之外,有它无法回答的问题,有它没有定义的对象。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征汉文要为物质下一个本体意义的定义,“因此,我们可以将‘物质’定义为:物质是人感觉到的,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且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的,能够自身规定的、有形的客观实在。在形成了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将它进一步简化为:物质是具有自身规定性的有形事物的总称,或者如恩格斯所说,物质概念是对具有自身规定性的‘各种有形存在着的事物’的概括。”[6]其实,把物质定义为“物质是具有自身规定性的有形事物的总称”,只是为已有的物质定义又增加了一条新定义。因为这个定义,同列宁的“物质定义”一样,也只是在它所属的范围内才能够成立,超出这个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外,也有它无法回答的问题,有它没有定义的对象。因为,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关于物质的定义它都没有概括。
比如:高明岭认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矛盾及实践对象的哲学范畴。”[7]
周泉缨认为,“物质是宇宙中普遍存在的矛盾的对立斗争性,它是绝对的;而矛盾的相对的对立统一性则是物质的表现形式,它叫作物质形态或叫矛盾形态。”[8]
宋汉年认为,“物质概念指的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且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这种客观实在是实体和场的统一体,或者说,它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是实体和场的统一体。”
[9]李欣认为,“物质定义是指客观存在于现实空间的并且其产生、存在和发展变化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切存在物的总称。”[10]
……这些关于物质的定义,征汉文的定义没有概括,他关于物质的定义,也只是是物质某一部分的定义。
因此,以上包括征汉文在内的所有关于物质的定义,实际上都同列宁的定义一样,只有在它所属的范围内才能够成立,超出这个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外,都有它无法回答的问题,都有它没有定义的对象。不仅如此,关于水的定义,牡丹的定义,文化的定义,知识的定义,以及其它的任何一个定义,也同列宁的定义一样,只有在它所属的范围内才能够成立,超出这个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外,都有它无法回答的问题,都它没有定义的对象。
定义只有在它所属的范围内才能够成立,超出这个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外,有它无法回答的问题,有它没有定义的对象,这不是定义的缺陷,恰恰正是定义的特征。

我们无法给概念下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能替代其它的、唯一正确的定义,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因为客观事物是由部分组成的整体,具有整体性。而且由于客观事物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发展着变化着,因此组成客观事物部分的数目不是确定的。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的,因此组成概念的部分也不是一个可以确定数目,这个数目又可能会增加。
其次,是因为观察的范围性。我们观察的只是部分,而无法观察到客观事物的整体,因而我们只能针对概念的部分下定义,而无法对整体性的概念下定义。
什么是观察的范围性,我们有必要对此作一些解释。
观察的范围性,是说只有在这个范围内我们才可以识别。
我们看书的时候,书离眼睛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得有一个最佳的观察距离,这就是因为观察具有范围性,只有在这个范围内,我们才能识别书上的字。科学研究是有一定的目的性的,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我们极力搜集与目的相关的材料,而极力排除与目的无关的材料,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观察具有范围性的缘故。
其三,认知心理学家认为,人脑只是一个信息加工系统。我们观察的只是某一范围的东西,就是说以人眼为主的感觉器官接受的信息具有一定的范围性,大脑处理加工的信息得出的结论也同样也具有一定的范围性。定义也是这样形成的,我们观察的只是概念某一部分的东西,由于大脑仅仅只具有加工处理信息之功能,这也就决定了我们的定义只能是概念某一部分的定义。
正是由于以上三方面的原因,我们无法给概念下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能替代其它的、唯一正确的定义。

海森堡认为,“在原子世界里,由于原子尺度上的能量太小了,无论我们采用什么样的观测手段,总会对被观测的现象产生实质性的干扰。实际上,观测者及其仪器成了被观测现象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用一句哲学术语来说,就是主客体是不可分的。我们不能保证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就是在测量装置不存在时也会是那样,因为从原则上说来,观测者通过他的仪器与现象之间总是存在着绝对不可避免的相互作用,使得我们无法观察到一个绝对孤立存在的物理现象。”[11]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告诉我们,无论我们的观察手段如何发达,无论我们的观察设备如何先进,总有我们无法观察到的现象,我们观察的只是某一范围的东西。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为观察的范围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正是由于观察的范围性,使得客观事物在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的同时,却又关闭了一扇窗,当我们观察到客观事物某一部分的时候,客观事物又把自已其它的部分隐藏了起来,致使我们无法给概念下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能替代其它的、唯一正确的定义。
有人在评价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时说,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是人类永远无知的自供状,相信我的无法为概念下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能替代其它的、唯一正确的定义的提法也很令人失望。然而我要告诉人们的是,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和无法为概念下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能替代其它的、唯一正确的定义的提法,只是表明主体的有限性和客体的无限性。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只是对客体某一范围的认识,涉及到具体的客观事物,只是对客观事物某一部分的认识。
人类的认识是无止境的,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可能有终止的那一天,总会有新的现象和新的问题出现,需要我们去观察去研究。因此,随着我们认识的深入,对于一个概念,不是会出现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能替代其它的、唯一正确的定义,而是会出现一个不同于已有定义的新定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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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欣:“物质”定义新探[J].吉林省教育学院院报,2007年第8期.
[11]殷正坤:探幽入微之路——量子历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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